“十几年了，无数人给我写信，但问题始终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到了“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新华社报道)。

　　“养老金双轨制”最直接的表现是养老金金额的差别，深层的原因则是养老金计算方式、来源、管理等方面的不同。机关、事业单位实质是财政负担，这种单位负担制形成了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区隔。企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则是社会化，养老金水平与企业、个人缴费基数和年限直接挂钩，缴费基数普遍按照企业的“基本工资”执行，直接导致企业职工退休后养老金数额偏低。

　　正是在这样的“双轨”下，出现了宋晓梧委员所说的现象：“两个高工不如一个机关勤杂工，三个高工不如一个小学教师。”

　　这种局面不利于社会公平。养老金是社会对劳动者的“反哺”，公平公正理应是首要规则。

　　近期，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推出的两会热点调查中，有超过九成网友认为，企业职工和机关单位职工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

　　近十年来，尽管国家在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社会立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和改革，对解决企业养老金偏低的问题也作了很多努力———比如，自2005年起，国家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养老金翻了近一番———但因其基数过低，差距仍然很大。

　　此前，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迟迟得不到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既是养老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受益者，双重身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可以预料，如果要削减现有群体的养老金待遇，自然会面临很多阻力。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走“帕累托改进”或增量改革的路子，不减少各群体现在养老金的数额，但增量部分绝大多数用于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的福利增长。不“削峰”，但要大力、尽快“填谷”。

　　总之，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责任感和勇气目前来说是第一位的。只要战役决心一下，战术、办法有的是。（原载《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