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暮年工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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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村，曾经闻名全国的工人住宅区，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西南部，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按照苏俄风格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庞大建筑群。
曾经的工人村占地1.2平方公里，有住宅楼群200多栋，住户近10万人，是全国最早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工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有许多工厂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工人村也从辉煌走向没落。数万下岗工人与离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交织着各种滋味。
52岁“啃老族”
洪宝利就是工人村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52岁的洪宝利曾经是沈阳电缆厂压延分厂的工人，有着23年工龄。2003年下岗后，老婆孩子也随之离开了他。
当年下岗时，洪宝利领了7680元“买断钱”，之后2年，每月有223元的失业金，再后来，他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由于长年开出租车，洪宝利在2010年初患上了严重的腰脱和2、3、4节椎管狭窄症，听力急剧下降，基本丧失了体力劳动能力。
“我最怕的就是和老伴儿先走了，剩下宝利自己该咋办？”一提到儿子，洪宝利的母亲就习惯性地用满是皱纹的手拍脑门，好像这样能拍出什么好办法。
下岗之初，洪宝利靠开出租车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为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患病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这52岁的东北汉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队伍。
洪宝利的父母已年近80，不但没借上儿子的力，每月还要从老两口3000余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儿子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平时，洪宝利经常到父母家“蹭饭”，也常常盼望自己早点到60岁领养老金。
“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不死不活更能闹心！”遇见亲朋好友，洪宝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说着他的口头禅，自嘲两句。
蜗居“楼中楼”
与洪宝利相比，61岁的阎淑菊和64岁的丈夫陆永春算是“被啃老族”。
阎淑菊和陆永春都是2002年退休的工人。现在，她与丈夫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共2760元，而她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固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夫妻俩的资助。阎淑菊的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每天都要靠降压药稳定血压。
2003年，沈阳市政府开始对工人村进行分批改造，工人村老“苏联楼”的居民逐步动迁至工人新村，可到现在也没轮到阎淑菊家所住的那栋楼，老两口只能与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住。
当年，大儿子娶媳妇时，全家人一起动手在进门的上方搭建了二层铺，小夫妻俩住在上面，弟弟睡在下面靠窗的一张单人床上，很不方便。2009年，全家凑了14.3万元，买了一套政府建的经济适用房，大儿子才搬走。为此，阎淑菊夫妻俩欠了7万元的外债。
去年，二儿子又结了婚，小两口开始也住在家中的二层铺。后来，二儿媳怀孕了，爬梯子不方便还危险，只好每月花500元在外租一间平房居住。如今，小两口的女儿已降生，阎淑菊夫妻俩时常要接济他们，并帮着照看孙女。他们全家的最大心愿，就是自己住的这栋老“苏联楼”能早日动迁。
生存线上的养老金
与阎淑菊家住同一栋老“苏联楼”的陈洪是镗工，58岁仍在铁西一家工厂上班，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计件工资。
陈洪的妻子张素芹今年56岁，她所工作的沈阳自行车厂于1997年倒闭。成为下岗工人后，为了供女儿上大学，张素芹开始到处打零工，并自己坚持交养老和医疗保险，直到2006年50岁才开始领养老金。起初，每月领702元，现在已涨到1300元。
女儿是陈洪夫妻俩的“心头肉”，和他们在老“苏联楼”里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28年中，夫妻俩从没让女儿吃过苦、干过家务活。当年，为了让上学的女儿休息好，夫妻俩在那间小屋中特意为她买了张大床，以至于家里想放张大饭桌吃饭都成了难题。
前年初，女儿结婚搬到女婿家居住，可陈洪夫妻俩始终没有撤掉女儿的大床，总盼着女儿和女婿能在这住上几天。
一般情况下，女儿、女婿隔三差五趁周末回家看望他们，但从没有在这里再住过……
最怕的是得病
在工人村南十马路路口，经常会出现一位50多岁的“摩的”师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拿着一个板凳，坐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旁等活儿。
这位不愿说出姓名的“摩的”师傅于1997年在沈阳高压开关厂下岗，之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到现在也没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近几年，他干不动体力活，就买了一辆电动车拉活儿。“摩托车比我快，活儿好价格又高，我这电动车只能拉点小活儿，每个月往死里干也挣不到两千。”通过聊天，得知这位摩的师傅的儿子正念大学二年级，等过两年儿子毕业就不再干“摩的”了。
“就像现在物价这样涨法，那点养老金有没有都不顶用，只要我的胳膊腿儿能动，就能生存。我们最怕的是得病，如果来场大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自己和老伴儿将来的归宿，这位摩的师傅的一番话透着悲观和无奈。
——“老无所依”系列报道之二
工人村，曾经闻名全国的工人住宅区，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西南部，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按照苏俄风格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庞大建筑群。
曾经的工人村占地1.2平方公里，有住宅楼群200多栋，住户近10万人，是全国最早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工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有许多工厂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工人村也从辉煌走向没落。数万下岗工人与离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交织着各种滋味。
52岁“啃老族”
洪宝利就是工人村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52岁的洪宝利曾经是沈阳电缆厂压延分厂的工人，有着23年工龄。2003年下岗后，老婆孩子也随之离开了他。
当年下岗时，洪宝利领了7680元“买断钱”，之后2年，每月有223元的失业金，再后来，他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由于长年开出租车，洪宝利在2010年初患上了严重的腰脱和2、3、4节椎管狭窄症，听力急剧下降，基本丧失了体力劳动能力。
“我最怕的就是和老伴儿先走了，剩下宝利自己该咋办？”一提到儿子，洪宝利的母亲就习惯性地用满是皱纹的手拍脑门，好像这样能拍出什么好办法。
下岗之初，洪宝利靠开出租车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为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患病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这52岁的东北汉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队伍。
洪宝利的父母已年近80，不但没借上儿子的力，每月还要从老两口3000余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儿子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平时，洪宝利经常到父母家“蹭饭”，也常常盼望自己早点到60岁领养老金。
“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不死不活更能闹心！”遇见亲朋好友，洪宝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说着他的口头禅，自嘲两句。
蜗居“楼中楼”
与洪宝利相比，61岁的阎淑菊和64岁的丈夫陆永春算是“被啃老族”。
阎淑菊和陆永春都是2002年退休的工人。现在，她与丈夫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共2760元，而她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固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夫妻俩的资助。阎淑菊的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每天都要靠降压药稳定血压。
2003年，沈阳市政府开始对工人村进行分批改造，工人村老“苏联楼”的居民逐步动迁至工人新村，可到现在也没轮到阎淑菊家所住的那栋楼，老两口只能与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住。
当年，大儿子娶媳妇时，全家人一起动手在进门的上方搭建了二层铺，小夫妻俩住在上面，弟弟睡在下面靠窗的一张单人床上，很不方便。2009年，全家凑了14.3万元，买了一套政府建的经济适用房，大儿子才搬走。为此，阎淑菊夫妻俩欠了7万元的外债。
去年，二儿子又结了婚，小两口开始也住在家中的二层铺。后来，二儿媳怀孕了，爬梯子不方便还危险，只好每月花500元在外租一间平房居住。如今，小两口的女儿已降生，阎淑菊夫妻俩时常要接济他们，并帮着照看孙女。他们全家的最大心愿，就是自己住的这栋老“苏联楼”能早日动迁。
生存线上的养老金
与阎淑菊家住同一栋老“苏联楼”的陈洪是镗工，58岁仍在铁西一家工厂上班，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计件工资。
陈洪的妻子张素芹今年56岁，她所工作的沈阳自行车厂于1997年倒闭。成为下岗工人后，为了供女儿上大学，张素芹开始到处打零工，并自己坚持交养老和医疗保险，直到2006年50岁才开始领养老金。起初，每月领702元，现在已涨到1300元。
女儿是陈洪夫妻俩的“心头肉”，和他们在老“苏联楼”里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28年中，夫妻俩从没让女儿吃过苦、干过家务活。当年，为了让上学的女儿休息好，夫妻俩在那间小屋中特意为她买了张大床，以至于家里想放张大饭桌吃饭都成了难题。
前年初，女儿结婚搬到女婿家居住，可陈洪夫妻俩始终没有撤掉女儿的大床，总盼着女儿和女婿能在这住上几天。
一般情况下，女儿、女婿隔三差五趁周末回家看望他们，但从没有在这里再住过……
最怕的是得病
在工人村南十马路路口，经常会出现一位50多岁的“摩的”师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拿着一个板凳，坐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旁等活儿。
这位不愿说出姓名的“摩的”师傅于1997年在沈阳高压开关厂下岗，之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到现在也没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近几年，他干不动体力活，就买了一辆电动车拉活儿。“摩托车比我快，活儿好价格又高，我这电动车只能拉点小活儿，每个月往死里干也挣不到两千。”通过聊天，得知这位摩的师傅的儿子正念大学二年级，等过两年儿子毕业就不再干“摩的”了。
“就像现在物价这样涨法，那点养老金有没有都不顶用，只要我的胳膊腿儿能动，就能生存。我们最怕的是得病，如果来场大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自己和老伴儿将来的归宿，这位摩的师傅的一番话透着悲观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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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村，曾经闻名全国的工人住宅区，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西南部，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按照苏俄风格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庞大建筑群。
曾经的工人村占地1.2平方公里，有住宅楼群200多栋，住户近10万人，是全国最早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工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有许多工厂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工人村也从辉煌走向没落。数万下岗工人与离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交织着各种滋味。
52岁“啃老族”
洪宝利就是工人村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52岁的洪宝利曾经是沈阳电缆厂压延分厂的工人，有着23年工龄。2003年下岗后，老婆孩子也随之离开了他。
当年下岗时，洪宝利领了7680元“买断钱”，之后2年，每月有223元的失业金，再后来，他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由于长年开出租车，洪宝利在2010年初患上了严重的腰脱和2、3、4节椎管狭窄症，听力急剧下降，基本丧失了体力劳动能力。
“我最怕的就是和老伴儿先走了，剩下宝利自己该咋办？”一提到儿子，洪宝利的母亲就习惯性地用满是皱纹的手拍脑门，好像这样能拍出什么好办法。
下岗之初，洪宝利靠开出租车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为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患病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这52岁的东北汉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队伍。
洪宝利的父母已年近80，不但没借上儿子的力，每月还要从老两口3000余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儿子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平时，洪宝利经常到父母家“蹭饭”，也常常盼望自己早点到60岁领养老金。
“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不死不活更能闹心！”遇见亲朋好友，洪宝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说着他的口头禅，自嘲两句。
蜗居“楼中楼”
与洪宝利相比，61岁的阎淑菊和64岁的丈夫陆永春算是“被啃老族”。
阎淑菊和陆永春都是2002年退休的工人。现在，她与丈夫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共2760元，而她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固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夫妻俩的资助。阎淑菊的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每天都要靠降压药稳定血压。
2003年，沈阳市政府开始对工人村进行分批改造，工人村老“苏联楼”的居民逐步动迁至工人新村，可到现在也没轮到阎淑菊家所住的那栋楼，老两口只能与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住。
当年，大儿子娶媳妇时，全家人一起动手在进门的上方搭建了二层铺，小夫妻俩住在上面，弟弟睡在下面靠窗的一张单人床上，很不方便。2009年，全家凑了14.3万元，买了一套政府建的经济适用房，大儿子才搬走。为此，阎淑菊夫妻俩欠了7万元的外债。
去年，二儿子又结了婚，小两口开始也住在家中的二层铺。后来，二儿媳怀孕了，爬梯子不方便还危险，只好每月花500元在外租一间平房居住。如今，小两口的女儿已降生，阎淑菊夫妻俩时常要接济他们，并帮着照看孙女。他们全家的最大心愿，就是自己住的这栋老“苏联楼”能早日动迁。
生存线上的养老金
与阎淑菊家住同一栋老“苏联楼”的陈洪是镗工，58岁仍在铁西一家工厂上班，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计件工资。
陈洪的妻子张素芹今年56岁，她所工作的沈阳自行车厂于1997年倒闭。成为下岗工人后，为了供女儿上大学，张素芹开始到处打零工，并自己坚持交养老和医疗保险，直到2006年50岁才开始领养老金。起初，每月领702元，现在已涨到1300元。
女儿是陈洪夫妻俩的“心头肉”，和他们在老“苏联楼”里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28年中，夫妻俩从没让女儿吃过苦、干过家务活。当年，为了让上学的女儿休息好，夫妻俩在那间小屋中特意为她买了张大床，以至于家里想放张大饭桌吃饭都成了难题。
前年初，女儿结婚搬到女婿家居住，可陈洪夫妻俩始终没有撤掉女儿的大床，总盼着女儿和女婿能在这住上几天。
一般情况下，女儿、女婿隔三差五趁周末回家看望他们，但从没有在这里再住过……
最怕的是得病
在工人村南十马路路口，经常会出现一位50多岁的“摩的”师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拿着一个板凳，坐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旁等活儿。
这位不愿说出姓名的“摩的”师傅于1997年在沈阳高压开关厂下岗，之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到现在也没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近几年，他干不动体力活，就买了一辆电动车拉活儿。“摩托车比我快，活儿好价格又高，我这电动车只能拉点小活儿，每个月往死里干也挣不到两千。”通过聊天，得知这位摩的师傅的儿子正念大学二年级，等过两年儿子毕业就不再干“摩的”了。
“就像现在物价这样涨法，那点养老金有没有都不顶用，只要我的胳膊腿儿能动，就能生存。我们最怕的是得病，如果来场大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自己和老伴儿将来的归宿，这位摩的师傅的一番话透着悲观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