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冯军旗在《中县干部》中写道，“有人戏称，在中县，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在一个领导集体中，“一把手”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决定权。领导集体中究竟谁是“一把手”，我国的党政群机关情况各不相同。如在省、市、县、乡行政区划里，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在政府的部、厅、局、所各级机构里，行政首长是“一把手”。说来也简单，前者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是最高领导，后者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长、厅长、局长、所长是最高负责人。
　　“一把手”是领导班子的权力中心，拥有最后决策权和更多的话语权，这就很容易搞“一言堂”个人专断。为防止这种现象，我们党采用苏共布尔什维克派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组织原则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执行得比较好。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执行偏差比较严重，“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很普遍。民主集中制执行的情况往往是：发言时每个成员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集中时还是按“一把手”的意志办。品质好的“一把手”能够听取和采纳成员的部分意见和建议，对不采纳的意见尽量做出合理的解释；品质差的就不理你那一套了，“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为毛泽东同志所主张和提倡，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知道，无论什么组织，总得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大家各唱各的调，就会一盘散沙，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个组织就解体了。然而，过分强调集中往往极容易导致少数人专权独断，这是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民主集中制的本意，就是要在集中与民主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或平衡点，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保证统一领导。应当说，这一制度的构想是很好的。但从长期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的最大不足是理论空泛，无法量化和把握，可操作差。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理论，存在着先天不足。列宁和毛泽东并没有对此做深入详尽的论述，“文革”中一度把毛泽东同志的四句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这是党的纪律，并非民主集中制。改革开放以后，党的许多理论得到创新和发展，唯独在民主集中制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突破。
　　按照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这种论述看似充满辩证思维，实质是一种模糊理论，认识上长短不齐，执行中千差万别。新党章把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六条原则，力争使其具体化。不过这六条原则仍然过于笼统，除了对一些重大原则重申和强调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作为一项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很有必要将其具体化和精细化，便于各级党组织操作应用。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深化。学者们的文章著述并不少，但真正有创见的几乎没有，多数文章给人一种玩文字游戏的感觉。
　　理论上的模糊导致实践中随意性很大。现实中这一制度的执行，一般就是先进行民主酝酿，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然后进行集中表决，以半数以上通过为准——这样的执行情况算是最好的了。由于这一制度缺乏量化和具体操作办法，如何执行就主要看“一把手”的个人品质和素养了，而在执行过程中跑了调变了味，把越剧唱成秦腔的比比皆是。
　　为了既走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又实现“一把手”个人的意图，聪明的领导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是在研究重大事项之前，“一把手”先对班子成员进行摸底，了解班子成员对议题的态度，顺便流露出本人的倾向性，争取更多的支持票，有了八分把握才把所议事项提交班子会讨论。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先搁置不议。二是考虑到对所议事项可能会有多种解决方案，“一把手”为了实现个人意图，事前找与自己贴近或者听话的班子成员交流思想，面授机宜，在会议讨论时由这个人先声夺人，表达倾向性，左右会议导向，水到渠成地实现“一把手”的目标。三是依靠信息不对称实现自己愿望，即依靠“一把手”掌握的其他成员不了解的信息，说服班子成员同意某种方案。例如“一把手”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成员说：你们讲的这个办法不错，但有一个情况你们不了解……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或者“一把手”说：主管咱们的某领导倾向于这个方案，认为这一方案如何如何好云云，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了。
　　目前党政机关都制定有《重大事项议事规则》，强调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但规则是纸上的东西，运行还要靠人来操作，照不照规则来，执行到什么程度，就全凭党性了。有的“一把手”领导艺术高操，富有创意。比如在用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议事规则》明确要求推荐人选实行票决制。但如果完全依照集体投票，领导的意图就很难实现。若不搞民主投票，这个“雷池”又不好跨越。于是创造了一种新机制：集体投票时，中层以下干部一人就是1票，领导成员副职一人是3票，正职一人是8票。这样一来，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主动权实际掌握在“一把手”手中。
　　“一把手”的这些伎量，班子其他成员心里明镜似的，却也无可奈何。时间一长，副手们都习惯了看“一把手”的脸色行事，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养成了好好先生的脾气，遇事随声附和，不与“班长”打岔子；有的乘机拍“班长”的马屁，邀宠显能；有的装聋作哑，遇事不表态——反正我的意见你也不听。如此一来，“一把手”家长制的作风慢慢“惯”出来了，而民主就流于形式了。这就是如今许多地方和单位领导班子“一言堂”的形成过程。
　　当然也有看不惯这种“一言堂”作风而与“一把手”对着干的，但是作为副手要挺身而出，就要准备付出代价。
　　一则“一把手”毕竟是领导班子的核心，大权在握，你给“一把手”闹别扭，就是驳他的面子，他会有许多机会找你的叉子：工作上不支持你，待遇上不考虑你；外出学习考察活动不安排你，难度大的工作专门安排你；工作做好了不表杨你，工作做差了狠狠批评你；干部考察时不推荐你，划分问题责任时总是有你，等等。让你干也不是，不干更不是，甚至不给你安排工作凉着你，耗着你，理由是你不服从领导不配合工作。你说你这样的处境难受不难受？
　　二则你若是与“一把手”对着干，无论谁是谁非，首先要担负班子不团结的责任，而组织部门对班子的考核十分看重班子是否团结。组织部门有一句话，常用来强调班子团结的重要性，叫做“班子团结是迟上早上的问题，班子不团结是迟下早下的问题”。意思是说，班子团结，说明一班人素质高战斗力强，工作有成效，班子成员迟早都有升迁晋级的机会；班子不团结，搞内耗，说明一班人素质低，班子成员迟早要被拿下来换人。而班子不团结，受指责的首当其冲是副职。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会想，班子成员好几个，为什么别人能服从“班长”领导，而你偏偏与“班长”合不来？八成你有毛病吧，像你这样的“刺儿头”，放在哪儿都会影响一班人的团结，不如趁早将你撸下来赋闲得了。

有人问，假如所有副职都与“一把手”产生矛盾，还能说“一把手”没有责任而全赖副手？道理是这样讲，但还要看“一把手”犯没犯原则性错误。
　　有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一正三副共四名领导，因为“一把手”处事不公，又不能以身作则，三名副职全与“一把手”闹翻了，在班子会上公开与“班长”叫板，并把“一把手”的问题反映到组织部门。但谈到“一把手”问题时，不过是工作上粗暴独断，例如在工作安排上，“一把手”跳过副职直接向科长授命，副职用车上不让享受相应待遇，来了上级领导和外地客人，请客吃饭不让副职作陪等等，都属于细枝末节问题。组织部考虑到这个“一把手”工作能力还是很强，在这个单位工作也比较有经验，就在调整班子时将三位副职逐个迁散，分别安排到另外三个部门。
　　三位副职全去了不理想的单位，很不理解也很不乐意，想想这三比一的不团结问题，到头来反要我们仨替他一人背黑锅，还分不分是非曲直？于是哥儿仨不断找组织部领导诉说怨情，几次三番下来，惹恼了组织部领导，挨个儿把三人批了一通，说你们懂不懂如何当副职？当副职就是要为“一把手”驾辕抬轿子。你们这倒好，不使正劲反倒添乱子。光说人家如何不是，你们自己有没有责任？现在啥也别讲了，到了新单位一定要注意团结，尤其要注意与“一把手”的团结，班子不团结是最大的祸害，班子不团结什么工作也干不成！批得三人个个垂头丧气。
　　有理没处讲，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在党政机关，副职都懂得谦让正职。只要正职不做得太过分，副职们会把正职像神灵一样供奉起来，如此就宠坏了一些素质低的官员。2011年10月发生在湖南省衡阳市司法局党委会上的一幕，就显示了正职缺乏胸襟和涵养。该局局长与副局长因“进人”问题发生争执，局长万春生率先挥拳，廖副局长立刻鼻青脸肿。廖副局长随即还击，双方都在打斗中受伤。事后，衡阳市委组织部处理意见是，“要求双方互相负责对方的医疗费用并作检讨。”（《南方都市报》）
　　易中天说，中国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土壤，因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社会伦理强调的是“家长文化”、“亲情文化”和“熟人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强调的则是“自由竞争”、“契约诚信”和“合作共赢”。
　　美国人罗斯腾在《父亲》里讲了一段往事，在中国人看来算是天方夜谭，摘录如下：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父亲曾力劝四位雇员组织一个工会的情形——为了高工资举行罢工。雇员们死活不干，认为他们的报酬已经可观。他们还说：‘既然你觉得我们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你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就得了？’
　　“‘噢，那不行，’他马上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如果只有我给你们增加工资，我就无法和其他制造商竞争了。可是如果芝加哥所有的纺织工人都联合起来，并派一个代表团去要挟所有的制造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增加工资了。’他到底还是说服了他们。”
　　作为老板，竞劝自己的雇员为提高自身待遇举行罢工，这种民主行为中国人可学不来。
　　有一则佚文，英国1945年大选,工党在下院得到393席，而丘吉尔的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后来斯大林遇到丘吉尔，幸灾乐祸地说道：“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却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
　　这里，丘吉尔并非在与斯大林斗嘴皮子，西方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文化，早已深入他们骨髓。
　　回到本文主题，民主与集中，就目前党政机关体制机制，集中很容易就实现了，民主真正实施起来则要困难多了。不说我们的制度设计还没跟上，就是国民文化观念，也还缺少这根弦。电视剧《中国1921》第14集中，湖南督军张敬尧与他四弟张敬汤有段对话，很值得玩味：
　　“张敬汤：‘现在是民国，凡事讲民主。’
　　“张敬尧：‘民主？哎，我还是喜欢前清那会儿啊。民主民主，他们是民我们是主。现在倒好，定了法律不但没约束他们，倒把我们自己给约束起来了……如果处处受限的话，我这个督军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在机关里，人人都懂与领导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尊敬上级，服从领导，是你顺利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更是你顺利升迁的必要条件。除非万不得已，把“兔子”逼急了，谁也不会与“一把手”翻脸。尊敬领导也是机关规范化工作的要求，理应如此。(《权力中国》、作者：星一光、天涯论坛)
　　然而，倘若“一把手”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处处独断专行，唯我独尊，那副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请看第三十五篇： 副职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