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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闲人阿满 于 2023-8-8 16:5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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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第五次党代会服务组合影（中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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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色军营走进兵工企业 ——我的三线经历（二） + H; w/ O4 N) Q' A
四、组织干事 1990年2月9日，厂长王东本调空压厂任厂长；由党委书记王培健**庆江厂厂长职务；12月副厂长郑力军正式接任厂长职务。 这年2月，正当我在工厂劳动人事科人事组工作得心应手时，新来的科长楚振荣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 “厂党委组织部缺一个组织干事，经考察，决定调你去。本来你在人事组干得不错，我们也舍不得放你走，先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不忙答复，再考虑一下，如果不愿去，我就回绝组织部，让其另谋人选”。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谈话，一时有点茫然，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们四目相对，僵持了约半分钟，我还是毅然答复： “谢谢领导的厚爱，本人是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安排！” 就这样，不几天我就到组织部上班了。 党委组织部在三楼，编制三人，部长一人，干事两人。部长李育群，是位老同志，从事组织工作多年，为人正直，关心部属，跟他一起工作，比较充实，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组织干事除了我，还有一位年轻人高健，厂职大毕业，工作积极肯干，我们相处的很愉快。 我在组织部的工作主要负责党员发展、领导干部考核，收集和准备党委民主生活会资料等。为加强领导干部的考核管理，坚持恢复和完善后备干部、民主生活、谈话、季度考核等制度，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同时，还要制定党委年度组织工作计划，草拟相关文件和年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参与整理“创先争优”表彰的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支部、小组的事迹材料。其主要工作特点有三多：文字工作多，参加会议多，下基层多。 1991年8月至9月，厂党委决定派我参加西南兵工局党校组织部长岗位培训班。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企业党委组织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只有我是例外。虽然没有人告诉我参加组织部长培训班的目的，但本人也大概明白厂党委的意图，因李部长快接近退休年龄，实际上是为我接替其岗位做铺垫。 培训结业回单位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在李部长爱人住院陪护期间，领导让自己临时负责组织部工作。在事情多，人员少的情况下，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紧紧依靠同事一道较好地完成任务。草拟各种文稿23份，其中报告、总结、通知等17份，事迹材料、简报等6份。工厂大干期间，下车间等单位参加劳动（含星期天）达17个工日。重点抓了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特别是季度考核工作和民主生活，对厂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准备和会后的整理上报，对基层班子民主生活坚持了“一看、二摘、三批、四打分、五提 供领导帮助疏导”的制度和做法，较好的为工厂及时解决基层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的问题提 供了依据和积极的建议，把组织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落到了实处。因此，我又被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 计划不如变化，1993年4月，我又意外地回到了劳动人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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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西南兵工局组织部长培训班合影（第三排左七为作者） 政工机关党小组合影 （前排左起王南山、王培健、齐春其、李育群、刘声然； 后排左起杜在琼、王月娥、梁辽群、刘龙吉、刘满承、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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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洪袭击
- B( e4 `# [. | 1991年7月，特大山洪先后两次袭击了坐落在梁河村三条山沟的庆江厂区。 7月17日下午5时，工厂正在召开上半年方针目标诊断及经济活动分析会，为实现全年的经营目标订措施、找办法、鼓干劲、强信心。可天有不测风云，此时突降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说它是倾盆大雨，一点不过。霎时间山洪滚滚而来，厂区所在的三条沟变成三条波涛汹涌的河流，就连工厂办公大楼也都在洪水的包围之中，底楼水深约80㎝，整个厂区都变成了泽国。 我下到一楼，水淹到大腿，强大的洪流，让我无法行走。工具车间的库房被冲垮，洪水将库管员卷出百多米远致伤。山洪冲倒树木、冲垮房屋，大部分厂房、机器、设备被淹，物资被冲走，厂区交通、通讯、供电中断，生产工作被迫停止。 面对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我们大楼机关的全体人员，立即走出办公楼，和全厂职工一道积极投入抗洪抢险战斗。 当晚8时30分，厂长郑力军主持召开了全厂中层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组成四个抗洪救灾领导小组，全力组织恢复生产。 然而，祸不单行。7月22日上午8时30分，特大暴雨再次袭击，导致山上巨石滚落砸穿供 应科办公楼、冲垮供 应科劳保库房。 这次洪灾，冲毁厂区围墙8处，长达432米，淹没生产面积29000平米，设备217台，造成经济损失434.8万元，直接损失达352.1万元。 “洪灾”的无情，给全厂职工以沉重打击，为把洪灾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工厂决定全年经营目标不动摇。 7月24日，工厂召开经营目标措施落实会，分别组成了由霍本强副厂长、张根发副厂长为组长的生产任务完成措施小组和“双增双节”措施落实小组，坚决完成生产任务，努力节约降耗增效益。 9月26日，工厂再一次召开了全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面对洪灾的巨大损失，生产经营的严峻形势，厂长郑力军动员全厂职工“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大战100天，盈利100万”，并提出了五条措施，确保四季度完成产值1498万元。党委书记王培健号召“爱庆江，作贡献，抓配套，攻短线，保质保量保安全，全年任务坚决完”，再一次激发大家为生存而努力奋斗。 经过全厂职工的顽强拼搏，工厂经受住了洪灾的严峻考验，当年完成新产品开发六种，工业总产值3588万元，实现销 售收入3571万元，利润104.4万元，利税总额2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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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搬迁立项 1992年11月，国家计委最终正式批准庆江厂脱险搬迁到重庆巴县（即现巴南区）鱼洞镇。 “三线”建设和“三线”调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六十年代，建设“三线”是国家战备的需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1983年，国务院提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指导方针，并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开始了国家“三线”调整工作，围绕“三线”地区资源及军工、设备、技术优势，克服布局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三大制约，进行“三线”调整的规划与实施。 庆江厂，是1966年始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曾为国家军备、国防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 但工厂存在严重的自然地质灾害，危岩滚石分布广、危害大，占全厂建筑面积的45%，其中生产厂区占73%，生活区占37%，严重威胁企业和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尽管工厂连年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防治，依然是治标不治本，多次发生巨石滚落砸坏厂房、办公楼、职工住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受损。 同时，水源枯竭，洪灾频繁。尤其是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厂房分散，运输线长，生产成本高，信息不灵，人才外流，不利于工厂在市场中的竞争。 为此，自1986年以后，工厂为摆脱“三线”建设给生存发展的桎梏，多次打专题报告给兵器工业部和国家“三线”调整办公室等有关部门请求脱险搬迁。 1987年，根据国家机械委批准搬迁到重庆近郊的指示，工厂正式成立了搬迁领导小组、搬迁办公室。并先后安排副厂长张根发、李志卿专职负责。 工厂脱险搬迁工作，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1987年至1988年间，根据国家机械委及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的要求，比较选择搬迁厂址，先后选择过望江、空压、长安等厂的并迁方案，考察过冉家坝、紫荆山、九龙坡等地，形成了迁并空压厂的方案。因重庆长江二桥建设，占用了原规划给工厂的建设用地，致使经过四年多形成的迁并空压厂的方案被重庆市政府否定。 1991年7月的洪灾更加坚定和加快了工厂脱险搬迁的决心和步伐。11月4日，国家计委《关于三线企事业单位“八五”调整规划方案的批复》（计国防【1991】1727号），将工厂列入“八五”脱险搬迁项目。11月21日，兵总建设局副局长李炳炎和西南兵工局、重庆市三线办、市政府等单位在巴县政协礼堂召开有关搬迁单位会议，宣布庆江厂并迁重庆大江车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江厂）。 1992年11月6日，国家计委下达庆江厂脱险搬迁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最终正式批准迁重庆巴县鱼洞镇，与大江厂合并，实行统一规划，共同建设。遵循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直至1995年，国家计委方正式批准开工，历时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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