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战役（11）——城濮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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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
        战争背景
' w& S2 H) A7 X+ S# c: }/ {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北方强国晋国自晋文公**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遂先下手为强，与楚国发生战争 。
        战争经过
. v4 o1 u. r: U! D6 E. Y, z! E8 R        退避三舍
0 t+ F; N9 h1 o, k' q, ^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双方阵容
/ O: T. f" N* w7 g' ^+ G9 P/ k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4 B, F' z, G$ K$ C. [        两军交战
9 R; [/ Q8 R, J4 S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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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B0 M& }: ^! f2 n        战术运用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6 }# p9 y; g4 {# F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0 @  G' X7 r& ?4 n2 E: A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
- n& V: A! A  I9 E        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楚右师战败。然后以“伪循，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楚左师溃。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
      《左传》城濮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量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问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失败原因
# u5 t, P& j0 `5 \9 {2 R7 H2 P        内部关系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 ?% E2 r$ V4 G: s        外交策略
5 ]& ~- }8 x, Y$ o* @/ a2 I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6 U2 P% e  v( D        军事谋略
# _9 r- E4 h1 {3 D$ F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楚军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战争结论
1、        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 `3 M$ c: T% y8 K. f. _1 {3、晋国“一战而霸”。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文之教也”，教导人民知义、知信、知礼。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称霸的准备。所以，正是晋文公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才奠定了“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有提高，但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同志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前不仅要继续稳步增加“硬实力”，“软实力”的建设也需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4、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的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东进。  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标准的“华夷观”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夷夏观”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诸夏认同（如：秦楚吴越）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如：齐晋），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可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并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让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就像有学者描绘的那样：“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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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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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34610

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