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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9年，在三国鼎立之势已经形成的关键时刻，汉左将军、荆益二州牧刘备，从汉丞相、魏王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自立为汉中王，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这时的汉中，除统辖今陕西省汉中市全境外，实际控制面辐射到此前两年刚被曹操从汉中郡分离出去的西城、上庸二郡，即今湖北竹山县以西迄至陕西安康的大片土地，亦即战国时楚国所置汉中郡的版图。它的正北和西北面对曹操的威胁，东面则承受曹操、孙权的双重压力，战略地位不亚于荆州。对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军事重镇，让谁来镇守呢？史载，“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除了张飞，黄忠、马超、赵云都是可用之人。正是由于黄忠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击斩曹操留守汉中的主将夏侯渊，刘备才拥有了汉中；马超乃关辅名将，归属刘备前曾依汉宁太守张鲁，对汉中情况较他人熟悉；而赵云亦刚施“空城计”在汉水北岸大败曹军。但是，“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的刘备，却简拔了名位俱微的牙门将军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自此，魏延或独镇汉中，保境安民，或追随诸葛亮，出生入死，为蜀汉的政权稳固、经济发展、边防强大，尽心竭力，建功立业。
% _3 `( D' q, I4 P' O汉中位于关中与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为蜀之咽喉，每遇争战，则祸及百姓，民不堪其苦。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印证，早在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就同褒、蜀、巴等方国频繁战于汉中。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因与汉中籍的王妃褒姒有直接关系，汉中又成为重灾区。春秋战国时，秦、巴、蜀甚至楚为争夺汉中，更是战火不断。王莽篡汉、隗嚣割据、成汉自立、羌人攻掠、板楯起事，汉中无不深受祸害。直到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以朝廷于无可奈何之下任命的镇夷中郎将、汉宁太守为招牌，建立“政教合一”之政权，外御寇掠，内教吏民，于国家实为割据，于民众则不失为安居乐业之举，使汉中出现了“财富土沃”“民夷便乐之”的局面。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的。公元215年，已经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的魏公曹操率10万之众征服张鲁，将其统治区域一分为三，并将数十万人迁往长安一带（今陕西关中地区）及洛、邺（今河南境内）。但曹操还未缓过神来，汉中又被刘备夺走。 上述史实说明，汉中之地不光为兵家所必争，而且因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活动地临近，又常常受到扰掠、威胁，其守卫之难是不言而喻的。《通典》载，蜀汉以汉中、兴势、白帝并为重镇。三重镇中，除白帝（今重庆奉节县东）在长江之滨外，其他两个均在汉中境内。蜀汉创立过程中和建国之初，关羽督荆州（驻江陵，今属湖北）、张飞镇阆中（今属四川）、马超督临沮（今湖北远安县西北）、赵云督江州（今重庆市区）。除荆州外，其他各地的战略地位都不如汉中。“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既是古鉴，亦为今戒。正是由于汉中防御线的坚如磐石，荆州守将关羽才能够主动出击，攻曹操部将曹仁于樊城（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北岸），刘备也才能在即帝位之初，率大军沿江东而下，与孙吴对峙。 从魏延镇汉中后的形势看，关羽失荆州后，原归附刘备的西城、上庸守将复判归曹操，这样，汉中的东、北、西三方数百里外都属曹操，可谓大兵压境。而曹操和曹丕父子二人，一刻也没有忘记夺汉中，灭刘备，只是无能为力。诚如魏太尉华歆所言：“二祖（指操、丕父子——引者）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曹操并非只想做周文王，亦有篡汉之心，只是在等待时机，而他认为的时机和途径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灭蜀必先攻据汉中。《三国演义》第73回写曹操知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符合曹操此时的心理，只是新败于汉中，力有不逮。曹丕称帝后，同其父一样，为攻伐蜀汉，煞费苦心，只是担心“祸发栒邑”的“隗嚣之弊”，这不得不说与魏延在汉中的有效防守有关。魏延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在防守汉中、稳固蜀汉政权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有鉴于此，刘备称帝后，魏延得以进拜镇北将军。刘禅继位后，又被封为都亭侯，成为“蜀汉集团”首次大规模封侯中的一员，说明魏延未负重托，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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