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泛舟】180师兵败朝鲜，王近山对陈赓说：我没脸见彭总

黄埔二期

1951年6月25日，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不久，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空寺洞召集各兵团领导和和各军军长、政委开会。山洞里坐不下，会场设在树林里，临时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作了隐蔽，顶上盖了一层土，铺了树枝，敌机在空中看不出来。

第五次战役收尾时，60军180师在撤退中出了问题，被敌军包围，损失很大。会议前，各兵团首长议论纷纷，说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肯定要挨批了。当天，3兵团及下辖各军的首长陆续到了空寺洞，却不见王近山。

彭总问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近山同志怎么没来？”刘有光迟疑了一下，说，“他……180师没打好，他不敢来见你……”彭总说，“开会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180师受损失，我也有责任嘛！我们主要不是追查责任，更重要的是找一找教训。”

总体来说，第五次战役达到了部分目标，粉碎了美军从东西海岸登陆、威胁我军侧后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歼敌8.2万。战役第一阶段打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对志愿军来说战线太长，补给异常困难。

打到第二阶段，粮弹即将耗尽，敌军仗着机械化优势和制空权大举反扑，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只能撤退了。不论志愿军还是朝鲜人民军，都认为第五次战役总体是胜利的，不过中朝联军伤亡加上被打散的人数共计8.5万，损失比敌军还多一些，主要是180师兵败汉江“拖了后腿”。

多数部队撤退时有条不紊，但180师伤员多，两条腿跑不过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在汉江南岸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战役前，180师尚有8000余人，汉江一战被打散，最后归建的只有4000人。

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最大的败仗，当时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因病未到职，全权指挥作战的副司令王近山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但如此，志愿军司令部和各部队首长战后都认识到，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王近山等兵团首长造成的。

从1951年2月中旬到4月，志愿军以运动防御战争取时间，等待王近山率领的第3兵团和杨得志率领的第19兵团从国内赶来，并让损失较大的第9兵团多休整一阵子。几十万大军从出征到完成战斗准备并非易事，后勤保障是重中之重。

当时前线只有志愿军6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对敌兵力处于劣势。根据司令部的指示，志愿军节节阻击敌人，缓慢诱敌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北，为下一次反攻做准备。

4月初，通过情报得知，美军已从国内增兵，为配合其正面进攻，准备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和西海岸南浦一带登陆，东西对进夹击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待3兵团和19兵团到达前线后，志愿军即向南推进，趁美军立足未稳，尽量多地歼灭敌人，粉碎其登陆计划，具体作战方案由志愿军司令部制定。

按照3兵团和19兵团的行军速度，赶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并展开部署，最快也要到4月20日前后了，赶一赶的话，4月21日可以集结完毕。

志司作战处拟定了作战方案，并建议，为了让新入朝的6个军长途跋涉后稍事休整，熟悉一下敌我态势和前线地形，第五次战役在4月25日以后再发起较为妥当，如果敌人加强进攻，可以让前方部队先顶一顶，最好等到5月上旬再全线反击。

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和参谋长解方等人都同意作战处的意见，并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最初也同意。但这中间形势有变，4月中旬，“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取而代之，其登陆计划可能会提前。

于是彭总召集新入朝的两个兵团首长及9兵团首长开会。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和副政委杜义德、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都参加了会议。

彭总讲了讲当前战局和敌人的企图，说我军应当力争在美军登陆之前发起反攻，这次开会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各兵团首长纷纷表示，他们的部队都可以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并在战斗出发位置做好准备。

前四次战役打得好，新入朝的3兵团和19兵团从上到下都想捞个大仗打打，广大官兵士气高涨，迫不及待地想和美军较量较量。尤其是王近山，非常乐观，在会上发言时说，“彭总，我们一个兵团消灭敌人一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活捉5000个美军俘虏。”杨得志等人也是信心十足。

据参加会议的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说，王近山发言后，彭总没吭声，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志司首长笑了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然后邓华开口了。

邓华是志司第一副司令，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根据我们4次战役的经验，美军可不是装备了美械的**军可比的，他们的坦克大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军强太多了，海空军也很厉害，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前4次战役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我们西线6个军和东线的第9兵团都打得很艰苦。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认同邓华的表态，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对此也深有感触。可新入朝的兵团首长都没有跟美军交过手，还拿打**美械部队的经验看待美军，立功心切，他们对邓华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

几位志愿军副司令在解放战争中都是兵团正职或副职，和王近山、杨得志的级别一样，王近山绰号“王疯子”，打仗很有股子疯劲，邓华等人想说服他们是不可能的，宋时轮更是不好说什么。就连彭总也不好给王近山他们泼冷水。

杨迪在一边看着，觉得王近山他们的情绪和13兵团等部初到朝鲜的情况一样，都是非常乐观和自信，但志愿军和美军的武器装备相差太远，打了好几个月，最多单次歼灭过美军一个团，根本不能成建制地歼灭美军一个师。因此杨迪觉得王近山等人太轻敌了。

这种问题上杨迪当然插不上话，他悄悄地对志司参谋长解方说，3兵团和19兵团各部，4月20日只能初步集结，离指定的进攻出发地还有几十里，炮兵也没有到位，步炮协同的作战部署还没拟定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杨迪想让解方发言，给各兵团首长“降降温”，解方也很为难，他说，你没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洪、韩两位副司令都不便开口，我说话更不管用，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此前的4月8日，还发生了一起对志愿军的战役准备很不利的意外。志愿军转运后勤物资的三登库区遭敌机空袭，损失非常大。三登库区位于平壤以东，成川以南，比较隐蔽，是志愿军补给物资的存放和转运站。

事发当天，三登库区尚未出发的列车被敌机发现，多架敌机轮番轰炸，附近的防空火力不足，导致150节车皮的物资有84节被炸后焚毁，损失260万斤生熟军粮、33万斤豆油，40万套单军衣和衬衣，还有大量其他物资。三登库区的损失对战役准备影响不小，但战役发起并没有因此而推迟。对彭总来说，这个总司令也不是好当的，早点反攻，就能早点粉碎美军的登陆企图。另一边，朝鲜人民军也在催着赶紧反攻，刚到朝鲜的兵团首长也求战心切，总之，彭总听了大家的汇报和发言后，沉吟片刻，最后同意了王近山、杨得志等人的意见，决定于4月22日黄昏发起第五次战役。

杨迪的担忧应验了。会后，王近山和杨得志都催促部队加紧行军。且不说3兵团的情况，19兵团这边，4月19日志愿军作战动员令下达后，杨得志命令63军和64军作为第一梯队，65军作为第二梯队，务必于4月22日黄昏开始强渡临津江。

可是第一梯队两个军还没赶到发起进攻的位置，64军的炮兵刚开始进入阵地，没准备好，配属作战的炮兵团还在路上。军长曾思玉给杨得志打电话汇报了情况，问能不能再给一天的准备时间？

杨得志却说，你不要多问了，执行命令吧。曾思玉不明白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给64军下了死命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跑步进入指定位置。由于准备仓促，步炮协同不力，部队在战役初期出现了不必要的伤亡。

曾思玉一直想不通，杨得志司令员为什么要命令部队仓促进攻。直到几十年后，他和杨迪见面，听杨迪说了第五次战役前志司开会的情况，才恍然大悟，是王近山和杨得志把话说得太满，两大兵团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第五次战役中19兵团表现尚可，3兵团180师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战后，用杨迪的话说，王近山垂头丧气，“疯”不起来了，不敢参加志司的总结大会。彭总在会上大发雷霆，把60军军长韦杰等人狠狠批了一顿。当时陈赓已经到了朝鲜，站起来打圆场，帮韦杰他们解了围。

会后，陈赓去找王近山，王近山正在愁眉苦脸地写检讨，陈赓说，“你个这个王疯子，过去打仗是只虎，怎么如今变成鼠了，连彭老总都不敢去见？”王近山唉声叹气地说，“不是不敢，180师打成这样，我实在没脸去见彭总呀。”

王近山问陈赓，你是我的老领导，你看我的指挥出了什么问题，哪怕你骂我一顿都行！陈赓坦诚地说，你还抱着以前的作战思维，太大意，太轻敌了。王近山苦恼地说，自己接受批评，可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彭总。

最后还是陈赓给王近山出了个主意，“你可以这样嘛，你怕见彭老总，可以到北京找毛主席请罪，同时把检讨交给彭老总嘛。”王近山高兴地说，“对，我负荆请罪！还是老领导办法多！”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王近山知耻而后勇，后来的阵地战阶段，3兵团打得很好，战功赫赫，比如上甘岭战役就是3兵团打的。王近山也找回了“虎威”。

淘气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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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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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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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居士

王近山也找回了“虎威”。

三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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