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动员 | 新时代如何做好拥军支前工作？

南坡居士 · 发表于昨天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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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环境日趋复杂，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作为支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拥军支前工作正经历深刻的历史性转型。

传统意义上“送粮送衣、抬担架运弹药”的支前模式虽仍具精神价值，但已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对综合保障能力的高要求。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必须立足新质战斗力生成逻辑，紧扣科技赋能、体系融合与平战一体等核心要素，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理念更新、机制重构与能力跃升。

一、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的鲜明特征

与传统拥军支前相比，新时代的支前工作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烙印，其核心在于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临时动员型”向“常态融合型”、由“单一物资保障”向“多维综合支撑”的深刻转变。

首先，支前内容高度技术化。传统战争中，支前主要聚焦于粮食、被服、运输工具等基础物资供给，依赖大量民工参与前线勤务。而现代战争以信息主导、精确打击、无人作战为特征，对技术装备、数据资源、网络通信、电磁频谱管理等新型要素的需求急剧上升。例如，在俄乌冲突中，民用卫星图像、开源情报（OSINT）、商用无人机、加密通信软件等非军事资源被广泛用于战场态势感知与目标引导。这表明，新时代的支前对象已从“人+物”扩展至“数据+算法+平台”，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物流平台、电信运营商等成为潜在支前主体。

其次，支前节奏呈现即时性与持续性并存。传统战争往往具有明确的战前动员期与战后复员期，支前活动集中于战役间隙或特定阶段。而现代战争强调“首战即决战”，作战节奏快、持续时间不确定，且存在“灰色地带”冲突（如网络攻击、经济制裁、舆论战）长期化趋势。这就要求支前体系具备“平战无缝切换”能力——平时即嵌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战时能迅速转化为军事支援力量。例如，疫情期间建立的全国物流调度平台、医疗物资储备体系，在紧急状态下可快速转为军用保障通道，体现了“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新逻辑。

再次，支前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并重。过去支前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如今则需整合全社会优质资源。民营企业掌握着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如5G基站、云计算中心、高精度地图）、先进制造能力（如芯片、电池、复合材料）和专业人才（如网络安全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专家）。这些资源若不能有效纳入国防动员体系，将造成巨大战略浪费。同时，支前不再仅是“出力出物”，更强调“出智出技”，对参与者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例如，某省在组建民兵无人机分队时，优先吸纳具备FPV竞速经验的青年，其操控精度远超传统训练模式培养的人员。

最后，支前空间全域化。传统支前聚焦于前线后方的线性关系，而现代战争是陆、海、空、天、网、电、认知等多域融合的体系对抗。支前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后方”，而是遍布于数字空间、供应链节点、金融系统乃至国际舆论场。一次成功的网络防御、一条关键芯片的跨境物流通道、一场海外社交媒体上的真相传播，都可能构成实质性的支前行动。这种全域性要求支前工作打破地域分割，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网络。

二、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但在理念、机制、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若干突出矛盾，制约其效能发挥。

其一，思想认识存在“温差”。部分地方党政干部仍将拥军支前视为“软任务”或“节日慰问式”活动，未能将其置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统筹谋划。有的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对自身在国防动员体系中的法定职责认识模糊；有的将支前简单等同于“双拥共建”，忽视其战备属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资源投入不足、政策配套滞后，甚至出现“重平时优待、轻战时支援”的倾向。

其二，体制机制衔接不畅。当前国防动员体系虽已改革重塑，但军地之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机制仍显粗放。例如，军队提出的支前需求（如特定型号的通信设备、某类地理信息数据）常因保密限制无法精准传递至地方；地方储备的应急物资目录与部队实际需求脱节；民营企业有意参与国防建设，却苦于缺乏对接渠道和资质认证路径。此外，跨省域支前协作缺乏统一标准，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可能出现资源重复调配或关键节点断链。

其三，潜力资源底数不清、转化困难。尽管各地开展过多次国防动员潜力调查，但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静态轻动态”问题。许多登记在册的企业产能、技术能力、库存数据已过时，无法反映真实可用状态。更关键的是，民用资源向军用转化存在制度壁垒：一是标准不兼容（如民用无人机抗干扰能力不足），二是法律风险不明（如企业参与战时保障的免责条款缺失），三是激励不足（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落地难）。某东部省份曾尝试组建“科技支前联盟”，但因缺乏稳定经费支持和成果认定机制，多数企业仅作象征性参与。

其四，专业力量建设滞后。现有民兵、预备役队伍结构老化，信息技术、心理战、舆论引导等新型专业分队数量少、训练弱。基层武装部普遍缺乏懂技术、会协调的复合型人才，面对高科技支前任务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社会层面尚未形成支持“技术支前”的文化氛围，青年群体对参与国防科技动员的认知度和积极性不高。

其五，平战转换机制虚化。许多地方虽制定了应急预案，但缺乏实战化演练，预案内容空泛、责任主体模糊。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如何快速征用民用设施、如何保障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如何维持供应链稳定等关键问题缺乏可操作方案。2020年某地组织的“战时物流保障”演习中，因未预设交通管制、通信中断等复杂场景，导致演练流于形式，暴露出平战脱节的深层次问题。

三、新时代做好拥军支前工作的路径思考

面对上述挑战，必须以系统思维推动拥军支前工作转型升级，构建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新型支前体系。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筑牢思想与制度根基。应将拥军支前深度融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明确其作为“国家战略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建议修订《国防动员法》及相关法规，细化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战时支前中的权责义务，特别是明确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防动员的法律地位与保障措施。各级党委政府应将支前能力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考核，建立“书记抓支前”责任制，杜绝“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第二，构建精准高效的军地需求对接机制。依托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军队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军地支前需求智能匹配平台”。该平台应具备需求发布、资源检索、资质核验、合同签订、履约监管等功能，实现“部队提需求—地方找资源—企业接任务”的闭环运行。同时，建立分级分类的保密审查机制，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可借鉴“揭榜挂帅”模式，对军队急需的技术难题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激发民间创新活力。

第三，夯实潜力资源底数，畅通转化通道。推行“动态化、标签化”潜力调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重点企业产能、库存、物流状态。建立“支前资源白名单”制度，对符合军民通用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给予认证标识，简化战时征用程序。设立“国防科技动员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军民两用技术研发与生产线改造。完善税收减免、贷款贴息、政府采购倾斜等激励政策，并探索“战时贡献积分”制度，将企业支前表现与其信用评级、招投标资格挂钩。

第四，打造专业化、模块化的支前力量体系。调整民兵组织结构，大幅增加信息通信、网络攻防、无人机操作、心理服务等新质分队比例。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支前专业人才库”，实施“订单式”培养。加强实战化训练，将支前演练嵌入重大军事演习和应急处突行动，重点锤炼复杂电磁环境、网络攻击、供应链中断等极端条件下的保障能力。推广“数字民兵”概念，开发移动端应用，实现人员编组、任务派发、状态反馈的智能化管理。

第五，深化平战一体融合，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推动支前预案从“文本式”向“场景化”转变，针对不同战争样式（如局部冲突、混合战争、全面战争）设计差异化响应流程。定期组织跨军地、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演练，检验指挥协同、资源调度、舆情应对等关键环节。鼓励地方在建设智慧城市、数字政府过程中预留“军事接口”，如5G基站预置抗毁备份电源、物流园区规划军用装卸区、数据中心设置战时优先通道等，实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有机统一。

第六，营造全社会支持支前的文化生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尤其注重向青少年普及现代战争知识和科技支前案例，破除“支前=体力劳动”的刻板印象。设立“新时代支前模范”国家级荣誉，表彰在关键技术突破、重大保障任务中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支持媒体创作反映科技支前题材的影视作品、纪录片，讲好“芯片里的家国情怀”“代码构筑的钢铁长城”等新时代故事，增强公众认同感与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