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曹氏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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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曹氏三杰”

余秋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首推“三曹”，由其是父亲曹操。余先生设想：如果三国对垒单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火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隆中对》；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二者相比《出师表》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出师表》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后杜甫又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使《出师表》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三曹”身上了，先说曹操身。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那么，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生命格局，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他眼前的天地是这样的：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 h8 {6 ]( M9 M: u: L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3 p9 N; o3 j# v. w8 s$ N$ ~# P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这样的：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当天地与生命产生抵牾，他是这样来处置人生定位的：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想到这些熟悉的句子，不能不再一次惊叹其间的从容大气。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和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这些诗作传达出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强大到没有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能够模仿。这些诗作还表明，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这种把宏大话语和个性特色合为一体而酿造浓厚气氛的本事，就来自于文学自觉。此外，在《却东西门行》、《苦寒行》、《蒿里行》等诗作中，他又频频使用象征手法，甚至与古代将士和当代将士进行移位体验，进一步证明他在文学上的专业水准。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侈靡铺陈正好南辕北辙。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妆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更让人哑口无言的是，曹操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俩关系尴尬。有一个“七步诗”的传说。在历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终生失意，但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去，他们的高低要**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应该说，曹丕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说出三项理由。其一，他写了不少带有民歌色彩的好诗，其中一半是乐府歌辞，并且由他首创了形式完整的七言诗；其二，他写了文学理论作品《典论·论文》，第一次宏观地论述了文学的意义、体裁、风格、气质；其三，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文坛领袖，身边集合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形成过一个文学集团。

曹植由于官场失意，反倒使他具备了另一番凄凄凉凉的诗人气质。他的诗，前期透露出贵公子的豪迈、高雅和空泛，后期在曹丕父子的严密监视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笔下也就出现了对纯美的幻觉、对人生的绝望，诗境大有推进。其代表作，应该是《洛神赋》和《赠白马王彪》吧。他的风格，钟嵘在《诗品》中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大致合适，又稍稍有点过。余先生认为，曹植的问题可能正是出在“词采华茂”上。幸好他喜爱民歌，还保存着不少质朴。近人黄侃在评述《诗品》的这个评价时，觉得曹植还有“不离闾里歌谣之质”的一面，这是必要的补充。

父子三人，权位悬殊、生态各异、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学，却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险峻、人生无常。或者说，这是那个时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语言，却被他们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郑重地表达了。

曹丕三十岁的时候被立为魏太子，应该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吧，但就在这一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原来曹丕的文学密友“建安七子”中仅余的四子，即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都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这让曹丕极其伤感。他在写给另一位友人吴质的书信中，回忆了当年文学社团活动的热闹情景，觉得那些青年才俊身在快乐而不知，确信自己能够长命百岁，但仅仅数年，全都凋零而死，名字进入“鬼录”，身体化为粪土。由此曹丕想到，这些亡友虽然不如古人，却都很杰出，活着的人赶不上他们了。至于更年轻的一代，则让人害怕，不可轻视，但我们大概也无缘和他们来往了。想想自己，素质仅如犬羊，外表却如虎豹，四周没有星星，却被蒙上了虚假的日月之光，一举一动都成了人们的观瞻对象。这种情景，何时能够改变？ 从这封信中可知，这位万人追捧的魏太子，内心也是清醒而悲凉的。

至于曹植，一种无权位的悲凉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他几乎对人生本体提出了怀疑。天命可疑，神仙可疑，时间可疑，一切可疑。读读他那首写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曹彪的诗，就可以知道。

曹家的这些感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墓葬上。将人生看做“朝露”的曹操，可以把有限的一生闹得轰轰烈烈，却不会把金银财宝堆在死后的墓葬里享受虚妄的永恒。作为一个生命的强者，他拒绝在生命结束之后的无聊奢侈。他甚至觉得，那些过于奢侈的墓葬频频被盗，真是活该。曹操既鄙视厚葬，又担心自己的坟墓被盗，因此竭力主张薄葬。他死时，遗嘱“敛以时服，无藏金银财宝”。所谓“时服”，也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曹丕的遗嘱，对薄葬的道理和方式说得非常具体。他说，葬于山林，就应该与山林浑然合于一体，因此不建寝殿、园邑、神道。他说，葬就是藏，也就是让人见不着，连后代也找不到，这才好。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尤其厚葬更会引来盗墓，导致暴尸荒野，只有薄葬才有可能使祖先稍稍安静。最后，他立下最重的诅咒，来防止后人改变遗嘱，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真是情辞剀切，信誓旦旦，丝毫不留余地了。曹氏父子确实是薄葬了。

俺是亚马逊人

曹操、曹植、曹丕，魏晋三曹。魏晋还有个竹林七贤。
现在这个地方的人说一个人心狠手辣、半吊子就用一个字说“曹”。

狼行千里123

曹操、曹植、曹丕，名副其实文坛三杰！

淘气的中年人

好文章。多多益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