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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 记录着自己难忘的青春岁月。那是1958年3月的一个午后, 我和中南海文工团的部分战友来到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菊香书屋, 在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安排下, 由摄影师侯波为我们和毛主席照了一张合影——我们这群文艺兵不久就要离开中南海, 奔向北大荒, 艰苦创业, 扎根边疆。 这张定格了我们灿烂笑容的照片, 给我的文艺生涯画上了句号。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艺兵, 我是怎么有机会与毛主席合影的呢?事情还得从我13岁那年说起。 意外考上文工团 我原籍广东, 生在上海, 父亲是一名英文翻译, 母亲是一名钢琴教师。1950年, 父亲去世。那时, 哥哥在北京海关总署工作。于是我和妈妈来到哥哥身边, 我就读于北京竟存女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经常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根据这种情况, 全国文联的剧作家胡丹沸创作了一部话剧作品《不拿枪的敌人》。一天晚上, 我们班集体观看了由北京公安二师文工团演出的这部话剧, 同学们都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了。第二天一到学校, 大家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同学提议:报考北京公安二师文工团, 当个“演戏的女兵”。听到这个倡议, 女孩子们尖声欢呼一片, 积极响应。 可当天真正去部队报名的只有几个人。其中, 我的年龄最小, 才13岁。其实, 我对部队文工团没有一点概念, 前去报考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面试时, 主考官夏冰同志问我:“你会什么呀?” 我说:“我会打腰鼓。” 他说:“我们不需要打腰鼓的。你会跳舞吗?” 我说:“我会跳新疆舞。” 他说:“你跳给我看看。” 于是, 我就在考官们面前跳了一段在学校刚刚学的新疆舞。我跳完舞后, 夏冰同志和其他考官商量了一下, 笑着对我说:“你三天后来部队报到吧。”我一下子愣住了, 半天才想起来向考官们敬礼致谢。 回到家, 我兴奋地把报考北京公安二师文工团并被录取的事告诉了妈妈和哥哥, 令我深感意外的是, 他俩都不同意, 说我“太小了, 应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可是我非常想当兵, 就和他们又哭又闹。最后, 妈妈、哥哥被我闹得没法子了, 只好同意。就这样, 1951年1月13日, 我穿上棉军装, 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二师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女兵。 不久, 文工团领导把我和刘云明 (后来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角) 送到总政歌舞团第一期舞训班学习。培训期间, 我刻苦学习舞蹈, 原地旋转, 翻跟头, 压腿, 劈叉, 下腰……我的舞蹈老师是位朝鲜族人, 我向她学了很多朝鲜族舞蹈。老师夸我悟性好、肯吃苦。舞训班毕业时, 我的成绩都是优。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随文工团到各部队演出, 既切身体会了军营的生活, 又在频繁的演出中提高了自己的舞技。1953年, 由于我的业务能力出色、政治表现突出, 组织上把我调到公安军文工团。 有幸为中央首长伴舞 1956年, 公安军文工团与中南海文工团合并, 组成了新的中南海文工团, 我们就住在与中央首长“隔海相望”的万善殿院内。在中南海文工团的那段时间, 除了固定的日常排练、为部队演出外, 到了周末或节假日, 我们常有机会参加舞会, 为中央首长们伴舞。那期间, 我为朱总司令伴舞的时候最多。朱老总不但舞跳得好, 还非常平易近人。舞曲响起, 我就为他老人家伴舞;舞曲一停, 我就坐在康妈妈身边和她聊天。康妈妈很关心我们, 至今我还非常怀念她。 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一次, 在北京饭店为中央首长伴舞, 偶遇周总理邀我跳舞。跳舞的过程中, 他问及我的家庭情况。当我说哥哥在北京海关总署工作时, 他说:“我和你哥哥一样, 也是海关总署的。” 陈毅副总理听到周总理的话后, 笑着插话说:“我也是海关总署的。” 我很奇怪, 两位首长怎么都是海关总署的呀?后来我才明白, 周总理主管海关工作,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许多工作也与“海关”有关。 过了很长时间, 我在中南海春藕斋的一次舞会上又遇到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说:“梁晓芳, 你哥哥不是海关总署的吗?”我惊讶不已——总理日理万机, 而我们只见过一面, 他就能叫得出我这个小女兵的名字, 还记得我哥哥的单位。这令我非常感动, 也很钦佩他。 刘少奇副主席一般都是和王光美阿姨及子女一起来。刘少奇的女儿陶陶和我年龄相仿, 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第一次为毛主席伴舞时,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听战友们说, 她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 毛主席都要问这问那, 不是在人名上就是在地名上引经据典, 非常幽默地说些小典故, 让你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毛主席个子高, 步子迈得大, 我为他伴舞时有些跟不上他的舞步。偶尔, 我伴舞后还可以坐在他身边聊聊天。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经常参加舞会。 中央首长赠送纪念照片 1958年1月24日, 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3月20日, **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 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 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 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 应该实行军垦。”于是, 全军掀起了去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热潮。 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们也被这种激情感染, 纷纷要求到北大荒去。可是, 上级只给了我们文工队一个去北大荒的名额, 我们队又把这个名额给了另一个战士。我急了, 多次找队领导争这个名额。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队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 离奔赴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 我们二十多人前往中南海, 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等领导告别。毛主席在接见我们时说:“你们要到北大荒去了, 以我个人想法是不想让你们去的, 但为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利益, 你们应该去锻炼, 去建设开发北大荒。”说完, 他给我们每人一张当年他在杭州的照片, 并在照片后面签上“毛泽东”三个大字。然后, 在卫士长李银桥的联系下, 毛主席请我们来到他的书房, 由侯波同志为我们照了两张和毛主席的合影。第一张照片在闪光灯闪耀时, 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我心里这个后悔啊!于是, 在侯波同志拍摄第二张照片时, 我扶着毛主席的肩膀, 瞪大了眼睛, 唯恐照瞎了。由于大家都很珍惜和毛主席合影的机会, 神情上不自觉地有些严肃。毛主席见了, 说:“怎么这么严肃啊?”大家被说得“哈哈”大笑。侯波抢拍下了这个温暖的瞬间。 和毛主席照完相后, 我们又去跟朱总司令告别。我们对他提出请求:“主席已送给我们相片了, 您也要送给我们一张。”朱总司令歉意地说:“我现在没有。等我去照了再给你们吧。”我们还以为朱总司令只是说说而已, 哪知道他第二天穿了西服, 特意照了一张标准像, 送给我们每人一张, 并在相片的背后签上“朱德”两个大字。大家非常高兴。过了几天, 朱总司令又带着卫士长和摄影师来到中南海万寿殿, 在文工团排练场门口和我们全体合影。照完相后, 我们送他到门洞时, 他又和我们合影一张。相片上, 我们笑得很开心。 刘少奇副主席听说我们要去北大荒, 也送给我们每人一张照片。对于首长们对我们的关怀和庇护, 我永远不会忘记。 1959年10月, 正值祖国十年庆典。我回北京探亲时, 去中南海看望卫士长李银桥和文工团的战友。我们正交谈时, 毛主席突然来了, 见了我就问:“小鬼,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在北大荒吗?” 我激动地回答说:“我在北大荒, 回来探亲。” 李银桥插话说:“晓芳同志已经在北大荒当列车长了, 不仅入了党, 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呢。” 毛主席说:“你这么小, 当列车长能管得住人家吗?” 我说:“北大荒都是转业官兵, 很自觉, 不用管。” 毛主席听罢, 呵呵地笑了。 当天, 我又参加了春藕斋的舞会。毛主席来了刚坐下, 一位女同志过来邀请毛主席跳舞。毛主席对她说:“你稍等一下, 我先和这位女同志跳一曲, 因为她是从北大荒来的客人。”再次为毛主席伴舞, 而且是为毛主席伴第一支舞曲, 我非常荣幸, 也非常激动——离开北京一年多了, 毛主席还记得我! 伴舞时, 毛主席关心地问起了吴凤君、李艾、黄世明、胡敏贞等战友的生活情况, 我一一做了回答。一曲完毕, 我坐在那里, 听着春藕斋里《浏阳河》的旋律, 竟是如此亲切、如此动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1993年, 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 我和蒋自重、吴凤君等当年一起去北大荒的战友又应邀回到中南海, 参加了中央组织召开的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会后, 我们来到曾经住过的万善殿, 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弥漫在春藕斋的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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