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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 ]; p) z0 f! o李升将搜集到的寻人信息挂在办公室墙上，拿着资料逐一比对。
3 i9 j5 Y7 B- L# c4 h 网上每出现一条新的寻人信息都让李升十分揪心。
. H1 S0 y( b: z4 u( g* u: S “感谢工作人员，把我的妹妹平安地送回家！”日前，黄陂区李集街居民官先生给市救助管理站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之前他的妹妹外出时走失流落街头，被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李升施以援手，及时送回了家。 5月16日，在千里之外的三亚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接到来自武汉的电话，一位山西籍走失者前不久在三亚被救助进站。武汉的电话提供了这位走失者在山西所住社区的联系电话，找到线索的正是被不少国内寻人圈称为“寻人神探”的李升。 靠着受助人员的只言片语、口音甚至伤疤，联动全国寻亲志愿者力量，37岁的李升凭借蛛丝马迹，辗转为全国近百位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 ■ 层层查询为走失者寻找寻亲线索 5月13日一早，李升照例打开手机，开始从不同网站上搜罗寻人信息。今日头条公益寻人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名山西籍中年男子在三亚被救助入站。 注意到关键信息后，他与同为寻亲志愿者的湖南爱心警官王曙联系上，将信息发过去，请求能否通过人脸识别大数据系统比对帮忙寻亲。很快传来好消息，男子户口属于太原一家公司下属服务站的集体户口。 14日，李升拨打114查询这家公司，才发现公司已经改名。他顺藤摸瓜找到其上属公司，几经周折，又找到男子过去的同事，打听出该男子曾居住过的社区。从社区询问到男子的家庭信息后，李升当即拨通了三亚市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李升在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了15年，不仅为送到站内的走失者寻亲，他还主动加入30多个寻人群及志愿者组织，为身在外地的走失者寻找寻亲线索。 由民政部开发的全国救助寻亲网、外地爱心警官甚至受助人员的亲属，都成了他找人的好帮手。 “心有正义之火，予人希望之光”，李升的微信名很长，他说，这是坚持了15年的信念。“能为走失者找到家，就是我的成就感”，因为突出的工作成绩，这些年他获得了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基层民政人”等荣誉称号。 ■ 录下聊天场景抓“关键词” 救助管理站里有“黄金周”的说法，走失的受助人员进站7天内是寻亲成功率最高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希望就愈发渺茫。李升面对的，几乎都是早已错过“黄金周”的受助人员。但他认为，即便这样，一样可以收集线索帮助他们。 精神疾病、智力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部分走失者无法说清地址、姓名，成为寻亲的难点。 每当有走失者被送到救助站，李升都会确认对方能否正常交流。确认后，他开始围着受助人员转，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神态、动作习惯，记录下偶尔吐露的只言片语。 “一个词语都能成为线索”，李升回忆，2018年10月，一位中年男性被送到救助站，只要有时间，李升就来到他身边聊天。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架在一旁录像，回到家则反复看视频。 “南关村”，终于听清楚对方快速吐露的一个地名。李升抓住这个关键词，迅速在网上搜索，寻找和“南关村”相关地名，确定是在河南省原阳县。与当地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李升最终帮助这位男子找到家人。 ■ 走失者亲属感动加入志愿者队伍 2018年3月23日，李升护送贵阳籍受助人员杨思明返乡，这是杨思明时隔26年后首次吃上团圆饭。 李升回忆，那年3月7日，杨思明被武汉民警巡逻时发现，送到市救助管理站。入站后，他自称“杨建平”（音），来自贵州，其他信息一概不知。根据户籍信息网上筛查结果，贵州省并没有符合条件的“杨建平”。 李升开始观察“杨建平”，发现他喜欢吃苹果后，特意买来一兜苹果。面对李升，“杨建平”放下戒备，话渐渐多起来，但依然没法说清家乡的位置。 有一天，“杨建平”发出新中村（音）的地名，李升反复筛选贵州省无数个同音近音的村，搜索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新中村，辗转找到当地村书记后，对方反馈查无此人。 李升还是没有放弃。一天夜晚巡查时，他又找到“杨建平”聊天，对方突然说出了“清镇”这一地名。李升搜索发现贵州省有个清镇市卫城镇兴中村，他又辗转联系到兴中村，将“杨建平”的信息发去。 与此同时，李升找到曾帮助寻亲成功的另一名贵州籍受助人员的家属，托对方帮忙打听，对方提供了一个贵州省的寻人群。抱着试试的想法，李升加入群并将“杨建平”的相关情况在群里发布，当晚，李升接到了自称是“杨建平”妹妹的电话。 经过核实，各方面均吻合，才得知“杨建平”原名杨思明，来自兴中村，16岁离家外出后便杳无音讯。 护送杨思明一路回家，走出贵阳火车站时，在外等候的家人冲上来，紧紧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杨思明的妹妹感动不已，找到李升，主动要求加入寻亲群，成了一名寻亲志愿者。回到武汉，李升在寻人笔记里写下：“帮助一个人，就是帮助一个家庭。” ■ 手机里存寻人启事建起人工数据库 2007年，李升来到市救助管理站工作时，身为党员的母亲反复嘱咐他：“那些走失的受助人员一样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工作中要将心比心，善待他们。” 一入站，李升被派到男服务区对受助人员进行生活照料，做些帮忙洗澡换衣、陪同就医、夜间巡查的工作。 李升发现，服务区科长陈继香有一本登记簿，记录着站里受助对象的信息，如果有一天寻亲成功，会在上面盖章“离站”。 陈继香退休后，李升接下了这本登记簿。在外走路时，李升习惯四处看，尤其是电线杆上、公交站牌附近，如果发现有寻人启事，他就拍照打印，细心剪下来贴在登记簿上。 登记簿里，还有从剪报、网站、寻亲群里搜索到的寻人启事，他的手机相册里还存了近百张寻人启事。每当需要寻亲时，他就开始翻看寻人启事，“家里人都笑我迷进去了”。 除了受助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基础信息，就连身上的伤疤、胎记，也被李升记录拍摄下来。这本登记簿成了救助管理站的人工数据库。 2017年3月，一名中年男子被救助进站，工作人员百般询问毫无结果。李升翻阅“数据库”时发现，一份2016年的寻人启事照片与这名男子有些相似。他打去电话，这名男子正是寻人启事上的人。从登记簿开始记录的2013年起，已有近百人被送回了家。 ■ 靠信念坚持写六本寻人笔记 2016年以来的寻人记录，李升写了六本笔记本。与受助人员的聊天内容、查询进程、心得和总结，被一一写进笔记。 “要耐心一点，打开别人心扉”“买些他们喜欢的零食，可能是个方法”“如果不爱说话，给他纸和笔说不定就成功了”…… 李升寻人有一套工作方法，用他的话说是“要耐得烦”。 李升的本职工作是照料受助人员的生活起居，但一有时间，他会“泡”在受助人员居住区的活动室、操场、食堂，和大家逐渐熟络。“他每天上班先去和受助人员挨个打招呼，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陪着他们”，男服务管理区科长韩山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李升通常是站里最快掌握受助人员喜好、生活习惯的人。 同事余明勇佩服李升面对工作的“执拗劲儿”，“他常说要当专家型救助工作者”。为了提高寻亲的成功率，李升自学了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还考取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为了钻研各种方言俚语，李升常在网上找来视频研究。 在办公室和家里，李升把这些年收到的锦旗、感谢信视若珍宝，“这是份良心活儿，靠信念坚持”。登记簿上，“离站”章盖得越来越多，简单的两个字在李升心里又重几分，“一个人离开这里，就意味着有一个家又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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