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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字数：3714，阅读时间：约10分钟 编者按：对于进攻方而言，攻城战是冷兵器时代最为艰难的战争形式之一。《孙子兵法》有言：“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与之相对的，兵力不济的情况下，防守方往往会据城自守、避免野战，甚至通过坚壁清野来达到拖垮敌人的目的。中国战争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成功例子，比如宋元战争期间的钓鱼城、襄阳都曾经多次让蒙元铁骑铩羽而归，虽然两城最终陷落，但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也的确对蒙古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夏商周三代，这类据城自固的例子却相对罕见。武王伐纣时，纣王并未选择在朝歌据城而守，而是与周交战于牧野，战败后逃回城内鹿台自焚。夏桀也没有选择守城这种在后世开来最合理的战术，反倒是在鸣条与商汤交战，部队溃败后，夏桀不得不仓皇出奔。这都是为什么？ 《中国军事通史》对鸣条之战的爆发有两种猜测，其中一种认为，商汤部队出其不意沿轘辕山坂道挺进夏国都斟寻时，夏桀才从“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的幻梦中醒来，惊骇之下来不及在斟寻组织防御，而是选择出逃，并于安邑重整部队，与商战于鸣条。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战争的地利枢纽》的作者宋杰，对于鸣条之战、牧野之战没有爆发城市防御战的解释更加具体一些。他认为，不仅是以上两场战争中没有激烈的城防战，三代以内，均无此类战争模式存在。 这是因为，夏商周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青铜工具稀少贵重，农业生产生活还多以木器、石器为主，牛耕技术也尚未出现，如此一来，人们被农业生产绑束在土地上，即使对于一国之都来说，调集大量劳动力去建造都城的城防也是相当大的负担，更遑论那些小的方国了。 因此，当时的城市防御设施极其简陋，如战国名将赵奢所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哪怕是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在各类防御设施的建造上，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短板。如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目前探明的商王朝遗址遗存范围达20余平方千米，但除了核心的宫殿区外，外城区并没有建立城墙，类似的还有二里头遗址，人们普遍认为夏朝国都即是此处，但它同样是有城无郭的状态，除防御范围娇小的内城墙外，人们并没有在遗址周围发现任何城墙建造的痕迹，至于其他城防设施就更不必说了。 堂堂一国之都，竟然连可以用来防御的城墙都没有，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意外，作者认为，由于夏商周时期工商业并不发达，即使是国都居民，也多以务农为业。在都城遗址内，嵌套着大量如同村落一般的区域，人口密度并不算大，正因如此，即使建立了与都城辐射范围相适应的外城墙，在敌人兵临城下时，也难以筹集足够的人手进行防御。 这样的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想要像春秋战国乃至唐宋元明时期那样维持高密度的城市人口显然并不现实，但将三代时期所有的城市一并纳入不适宜防守的类别，也有失偏颇。 最明显的例子当属郑州商城，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内，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州旧城及北关一带。已发现的商代遗址面积高达25平方千米，发掘早期，由于遗址地处郑州市区附近，许多考古工作难以展开。 因此，考古人员只发现了郑州商城的内城墙部分，城墙近似长方形，周长为6960米。20世纪80、90年代，郑州商城外城区域发现了两段夯土墙，考古人员将之于50年代初于城外二里岗一代发现的两千米长夯土墙相联系，这才意识到，三段夯土墙可能即是商城外城城墙。 三段夯土墙的结构、建筑方法与内城墙完全相同，墙身由基槽与墙体两部分构成，通过对夯土层的陶片碎片进行分析，人们发现内外城墙的建造时间基本一致。 以外城墙为界，考古人员没能在城墙之外发现上文化遗存痕迹，而外城墙内，则多有手工业作坊、墓葬、居民区等遗址现世，至于内城区域，则是遍布大型夯土建筑的宫殿区，可见，在当时的商城中，普通民众的确居住于外城之内，内城之外的区域。 这也符合古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建城思路。除郑州商城外，偃师商城同样有着内外城结构，唯一较为特殊的是，外城墙构成大小两座外城，外小城建造年代较早，城墙宽度在6-7米左右，而外大城则是扩建产物，其墙体宽度在17-20米之间，坚实程度显然更胜一筹。 在偃师商城的外城区域内，发现了窑穴、水井、灰坑等遗迹遗存，可见，此时的外城已经具备了屯兵、仓廪、府库的部分作用，能够支持城中军民抵抗外敌的围困，而外城墙外的护城壕，宽在18-20米之间，配合墙体宽度在16-17米的外大城城墙，足以成为攻城部队难以跨越的防御工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偃师商城的外小城区域内，人们甚至发现了类似于后世马面的防御设施，虽然只在城角处存在，但利用高度优势扩大投射面的设计理念已经相当明显了。虽然夏商周时期的城池防御设施不像后世复杂、多样，可同样的，同一时期的攻城武器也相对简陋，面对这样的防御手段，进攻方无疑也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具备较完善的外城墙和配套防御设施，那斟寻、朝歌为何却没有呢？ 这是因为和斟寻、朝歌不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建立于夏商迭代之际，彼时，商族刚刚摆脱夏朝的控制逐渐崛起，并于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地区定居下来，随着势力的扩大，商族开始南下，经淡阳一长垣一祀县一线徙至郑州地区，最终通过灭夏之战定鼎中原。 在这一阶段，商族始终处于军事威胁下，正因如此，建于此时的郑州商城都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而偃师商城的建成思路也是一样，商汤灭夏后，夏族后裔并未消亡，而是继续活跃于今豫北、冀南地区，为了防备夏族后裔的反扑，建立于偃师的商城必须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张国硕先生是“夏都斟寻说”的支持则，认为斟寻即夏朝一直以来的国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里头文化所在，各类文献中载夏朝16位国主曾居于阳翟、斟寻、商丘、斟灌等多个地区，但夏、商两代实行的是主辅都制度，这是为了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对周围地区的震慑。 因此，斟寻作为国都始终未被废弃，并持续向周围地区辐射影响力。作为夏族的龙兴之地，斟寻地处夏文化核心地区，和商朝早期的郑州商城不同，周遭几乎不存在敌对势力，反倒是密布着大量与夏族同姓的方国，是夏王朝的天然同盟。以太康时代为例，当时夏王朝最主要的敌人位于河南东部、山西南部等地，在这种情况下，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去建造城墙等防御设施，反而得不偿失。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营造城防的成本不可忽视。以被西方视为经典文明范本的苏美尔为例，该文明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这里土地肥沃，极其适宜农业灌溉生产。然而，两河支流纵横，缺乏铜矿、石材等资源，这就导致当地人在建造住宅、宫殿时，只能尽量“节约”，不得不以泥砖为建材建造房屋，甚至会以旧房坍塌后形成的废墟为基，建设新的建筑。 久而久之，在平原之上，形成一处处由旧建筑群落堆叠而成的小山丘。虽说如此，两河流域内部并不太平，从哈拉夫时代到乌尔第三王朝，几千年间征战不断，不仅始终面对东北方面扎格罗斯山脉的游牧民威胁，即使是有着同宗信仰的部落之间，也往往因为种种原因爆发冲突，以至于对苏美尔文明时期的城邦而言，城墙等防御设施几乎成为刚需。 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乌鲁克晚期，乌鲁克城就建造有高逾7米的泥砖城墙。城门处甚至还有配套的塔楼作为守具。而从尼普尔城发掘的泥板地图残片也得以一窥当时城市防御体系。在这块地板地图上，除了城墙外，甚至还有一段依托于幼发拉底河及其运河的护城壕。可见，四战之地的城市更趋向于建造防御用的城墙。 至于朝歌的情况就更加特殊了，商朝后期的国都为殷，朝歌其实属于商朝的“离宫别馆”。古本《竹书纪年》云“封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消丘，皆为离宫别馆。”离宫别馆如今是指供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室。 不过，纣王虽有“酒池肉林”的黑历史，但除了享乐外，纣王久留朝歌并非“乐不思归”。而是因为商朝后期的攻伐重点已经由武丁时期西北方的鬼方、土方等势力，转移到了东南、西南方向的人方、林方等方国。人方之国的势力范围，遍及如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根据《殷历谱》的记载，商朝仅征讨人方就耗费了将近一年时间。 而就在商人南下讨伐人方等国时，周人也在向商族势力地带进攻，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商王才不得不选择久居朝歌。毕竟，相比于殷，朝歌更偏南方，能够同时兼顾西南周人和东南方国的战争。 因此，朝歌在商代末期逐渐转化为类似辅都的前线枢纽。通过屯兵、屯粮逐渐强化其军事地位，然而，由于商王朝骤然覆灭，朝歌失去了转化为类似郑州、偃师商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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