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他踏入91岁那一年，也就是2010年6月24日驾鹤西去，走完了他漫长而又辛劳的一生。如今12年过去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仍然折磨着我。有位作家说，只有做了父亲，才知道父亲一生的艰辛；失去了父亲，才知道父亲肩上养家糊口重担的沉重。回顾父亲的人生，让我对人世间许多事物有了醍醐灌顶般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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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兵荒马乱的1920年六月初三，从降生人世间的那天起，贫困与饥饿就和他的童年如影随形。民国十八年（1929年），靠天吃饭的陕西扶风县持续干旱，夏秋粮几乎绝收，加上莫名其妙的雪灾、蝗灾和瘟疫，饿死者遍地都是。为求生存，老家的大部分人弃家外逃，九岁的父亲跟随爷爷、奶奶和六爷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衣不遮体、居无定所、四处飘荡的讨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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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他们在陇县固关一带逃荒时，六爷带他进到一家比较富裕的庭院里讨饭，主人不但没给吃的，还一顿叫骂。因为肚子实在饿得慌，年纪稍大一点的六爷趁人不备溜进灶房偷了一个馍，主人发现后提着棍子追了上来。逃跑中，六爷发现路边有一滩牛粪，灵机一动将馍馍塞进牛粪里跑开了。主人见状骂骂咧咧地回家了，六爷这才带着父亲返回，从牛粪中刨出并分吃了这个馍。9岁的父亲已经看尽了人间的眉高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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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邻省山西、河南。为救国图存，父亲参加了陕西军政部第25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毕梅轩任师长的陕西抗日游击师，开赴河南灵宝驻训（后部队改称第一战区第六游击纵队）。1939年初，父亲又奉命开赴山西，驻守晋南翼城、垣曲一带，隶属爱国将领赵寿山的国民革命军38军。
5 q6 S, H# G# _* N1941年夏，中条山战役打响，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战斗。由于兵力、兵器过于悬殊，最终导致战役失利，毕梅轩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被俘，父亲跟随毕梅轩的养子、营长毕长明突围后，跨过黄河撤退到河南卢氏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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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在毕长明的关照下，父亲在部队主要从事经商活动，用利润为部队购买给养、被装、骡马、日用品等军需物资。由于经商的需要，父亲的行动相对比较自由，经常往返于河南、陕西之间，其间还多次回到过家乡。1949年初，毕长明所在部队开赴四川，在外跑生意的父亲与其失去了联系，便自动脱离部队回到家乡。脱离部队时，父亲手上没有任何曾经当兵的凭据，特别是因为他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不敢讲出自己的经历，后来政治环境宽松了，父亲的战友却一个个过世了，没有人能证明他参加过抗战的经历，为此父亲常常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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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段不黑不白的当兵经历不说也罢。不过也不可否认，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改变了人生，让他比渭北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农民多了些家国情怀，多了些土里扒食之外的生存技能。
父亲这段当兵经历，也给毕家引来了祸水。本县天度乡土匪王岁林得知父亲给部队做买卖，判断我家肯定有鸦片，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匪先是砸抢了隔壁国民党师长毕梅轩的家，又冲进我家绑架了爷爷，逼他交出大烟土。爷爷拼命挣脱逃出，被追上来的土匪开枪击伤大腿，再次抓住拖回后，土匪用扫帚沾上油，点着后在爷爷身上连戳带烧，致爷爷当场昏死。父亲返回家乡时，爷爷身上多处严重感染化脓，虽经大陈村医生陈广裕（音）全力医治，但最终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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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十年奔走乡愁切，百里归来家祸生。
仰面呼天天不语，低头告地地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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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困境，作为长子的父亲，不得不放下在外游荡的心思，把仇恨与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与奶奶相依为命，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为了这个贫寒的家，父亲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顾不上，直到解放后才与母亲成婚，31岁时才有了我的大哥。这在早婚成风的农村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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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时起，村民们都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而粮棉油则按家庭人口数量、挣取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那时，我们家是一个14口人的大家庭，叔父在外工作，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劳力，母亲、婶子既要参加劳动，还要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挣的工分少，年底生产队决算时经常是“短款户”。这种情况直到大哥、二哥（叔父长子）初中毕业，开始参加劳动后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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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个头不高，身材偏瘦，咋看不像个出大力、流大汗的庄稼汉，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为了维持生计，父亲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泥土打交道，像犁地、磨地、施肥、播种、浇灌、收割这些活儿，父亲都是行家里手，像打胡基（农村盖房用的建材）、摞摞子（从地里收割回来的麦捆来不及碾打，需要先码放在麦场里）、挂粉条这些既要有体力，也要有技术的活儿，父亲从不贪闲畏苦，总希望挣的工分多一点，自留地的收成好一点，不让家人饿着、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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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青年时期当兵走南闯北的缘故，父亲对经商有偏喜，被村里人称为“大能人”。合作社时期，父亲与人合作，把各家各户的油菜籽收来，在本村的油坊榨成油，再卖出去，赚取差价。为了多挣几个辛苦钱，他们买来两只用竹篾编的油笼子，装上近百斤食油后，两人轮换着用扁担挑去西安贩卖。
) L2 Q0 h9 m( e5 ^- Q: Z1 X; ^家乡距西安有200里地，他们挑的是重担，一步三晃，满身大汗，肩头常磨出血来。这样走常常四五天时间才能到达。途中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讨水或在河道里用双手掬些水喝，累了就睡人家屋檐下。到了西安，油也不能很快卖出去，总要吆三喝四，讨价还价，费尽心力才能成交。一个来回要十天半个月，十分辛苦。但这比种庄稼的收入高出许多，父亲他们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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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化后，长途贩运成了投机倒把，父亲往西安贩油的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可对于头脑灵活的父亲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在那个商品不丰富、物流不发达的年代，“集市”是农村地区易货贸易、商品流通的重要形式，精明的父亲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挣钱的新“门路”，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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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成了父亲身后的一个“小尾巴”，人小嘴馋，每次跟随父亲去赶集总想着吃东西，一根麻花、一碗豆腐脑会让我高兴半天。可父亲老在牲口交易市场转悠，时不时会将右手伸进别人袖筒里，或在草帽、衣摆下捏摸着什么，嘴里还念叨着“这个百、这个十、这个元”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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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趁着父亲蹲在地上抽烟的空当，我问：“爹，你们这是弄啥呢？”
“捏价呢，帮别人说价呢。”顿了顿，父亲又微笑着对我说：“今天生意不错，等一会儿给我娃买碗羊肉泡。”
, w% s5 r( Q: f, [那时的一碗羊肉泡馍不到三毛钱，可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就是饕餮大餐了。后来注意到，每次成交后，买方或卖方会给父亲多则一两块、少则三五毛的钱，收益多少以成交价的高低而论。父亲这种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当时叫“经纪”，一般是由买卖双方都信任的人或当地声望比较好的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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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是那时农家的一大经济支柱，一年的开销就指望卖猪娃（仔猪）、缴肥猪的钱了，而庄稼的基肥也要靠猪圈堆积，因此我们那儿家家都有一个厕所、猪舍、猪圈三位一体的后院，相当于农家的“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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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后院的猪圈比别家大，多时能养二三头猪。春夏季节，父亲每天收工的路上会顺便拔些青草，我们几个子女也会利用周末专门去地里拔草回来喂猪，到了秋冬季节，则把庄稼的秸秆或干草打碎，再添些麸皮，用潲水（刷锅水）搅拌后喂猪。猪娃养到8至10个月时，父亲拃量（张开大拇指和中指量东西）一下猪的长短、宽厚，估摸着有一百七八十斤了，再追加精饲料上几天膘，才送去公社的供销社上缴。家里养的猹（母猪）产猪娃的时候，父亲最上心，他要一遍遍去猪圈查看、照料，等猪娃长到三四十天了，再带到集市上卖掉，或留一两头健壮的猪娃自己育肥。平时，父亲也会从生产队指定取土的壕里拉些土回来，覆盖在猪粪上做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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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有一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就是杀猪宰羊，说不好听一点叫屠夫。过去在农村，男子结婚时，条件好的人家会杀上一头猪，以便把婚宴办得体面红火。冬季农闲时，人们嘴馋了，也会以“打平伙”（现在称集资或AA制）的形式买来一只羊，宰杀后在谁家煮熟后再分给各家享用。同时，各生产队都有养猪场，临近春节时，生产队会杀上几头猪，按人口或工分把肉分到各家各户。父亲看到了这个“商机”，学会了杀猪宰羊，方圆十几里内有宰杀的活儿都会请父亲去。尽管报酬可能只有几块钱，或是一两斤肉、半副下水，但在那个缺荤少肉的年代，这些东西增加了我家锅里“油水”，让村里其他孩子既羡慕又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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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拼死拼活，终于让濒临破败的老毕家重现生机。庭院里儿女成行，匣子里有存钱，仓里有余粮，我们兄妹5人再也不为饿肚子发愁了。我上中学时，村里还有些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家除了能吃上玉米面粑粑（发糕）、金裹银馒头（一层白面和一层玉米面裹在一起蒸熟）、糁糁面（在玉米糁子快煮熟时加入适量面条），隔三差五还能吃上一碗漂着葱花的面条。每到这时，父亲皱纹纵横的清瘦的脸上会有一丝浅浅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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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风高中读书时，住校生要从家里把面粉、玉米糁子背到学校，分别换成学校自制细粮、粗粮粮票。开饭时，再用粮票从灶上买来一碗包谷糁或一碗面条，每天还要5分钱的菜金。一碗包谷糁或一碗面条，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省钱，大部分学生都会利用周末的机会，从家里背些馒头或锅盔作为补充。家庭条件的好与差，从同学们背来的馒头或锅盔中便可略知一二。多数同学背来的馒头或锅盔又黑又硬，特别是临近周末时便发霉难以下咽。可能是父母担心我面子上过不去，也可能是父母对我这个家里唯一的高中生的偏爱，每个礼拜回家，我总能背上一挎包白面锅盔，显得与众不同。已经知事的我明白，兜里的学费是父亲起早贪黑挣下的，背来的锅盔是父母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的，我在学校的体面和“虚荣”，全因身后站着辛勤劳作、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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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里，会挣钱、能挣钱的父亲从来不舍得给自己花钱。过去当兵时在外闯荡，父亲有着浓厚的“茶瘾”，可是他买的茶叶从来都是商店里最便宜的“处理品”，味道不够就熬着喝，水都没颜色了还舍不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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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知道穿戴的人，过去在外跑生意，长袍马褂、石头眼镜是标准装束。可是，自从当了农民，他没给自己扯过一尺洋布，从来都是一身黑土布对襟衣服，那些不甚好看的夹袄、棉袄，无一例外的是母亲自己纺线、织造、浆染、缝制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是，这些土里土气衣裳在父亲身上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让父亲显得体面。
父亲烟瘾大，一生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就是那个平时攥在手里，干活时别在腰上，空闲时含在嘴上的铜头、玛瑙嘴的旱烟锅。可是，为了省钱，他连火柴都舍不得买，用火镰打火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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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自己是想尽办法地“抠”，对儿女却是不遗余力地“惯”、倾尽全力地帮，每个儿女的事都在他未雨绸缪的计划中，安排得妥妥帖帖。1983年，我在西安谈了对象，父亲很高兴，雇车从扶风老家送来半车木料，供我打造家具。1985年初，弟弟结婚不久，家里花销不小，可是父亲竟然又塞给我一万块钱，说是其中的五千块元是托在省城工作的大舅买奶牛的，另外五千元让我筹办婚礼。我当时是副连职干部，每月工资71元，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很是吃惊。但是打开纸包，看到这摞皱皱巴巴、散发着烟草味的钱币竟然有不少一元两元的，真不知道他这些钱攒了多少年。想到父亲的不易，不由得鼻尖发酸，湿了眼眶。这哪儿是钱呀，分明是父亲一生疼爱儿女的心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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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时腰弯背驼，不能下地了，还经常拿着镰刀到塄边、渠边割草，用背篓背回家剁碎后喂养猪羊。有年夏天，我回家探亲，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说他骑着自行车去邻村卖菜去了，我听了十分着急，追过去埋怨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骑自行车，你挣什么钱，出了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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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说：“只有闲死的人，没有累死的牛。听说城里孩子上学可贵了，我能挣一毛是一毛，能帮一把是一把，不能让娃白叫爷么。”
父亲这话，叫当儿女的听了，扎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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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家有一种习俗，儿女晚辈们要提前为老人准备棺材、寿衣，以便老人百年之后使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的寿材早已准备妥当，包裹得严严实实，架在我们家门房的房梁上。读初中时，奶奶还在世，父亲也就五十出头的年纪，他就托人从太白林业局买来一粗一细两根松木滚子（圆木）运回家，又请来解板匠人解成板材，一直码放在井房里。按理说，父亲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几个当儿子的应该早早为父母打造好棺材，但毕竟我在外工作多年，感觉家里放口棺材多少有点忌讳，这事就耽误下来了。想不到，父亲又买来棺材的挡木，请来匠人为自己和我母亲打造好棺材、上好了油漆，甚至连寿衣的布料也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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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后有些生气，就问父亲：“你是怕儿子不孝，今后‘百年’了把你用席片卷着埋了？”
父亲笑道：“你们哪个不是养儿养女，买房买车欠账一大堆？趁着自己能动，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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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急忙赶回老家。看见脸色蜡黄、卧病在床的父亲，着急地再三动员他去西安检查治疗，父亲坚决不去，还振振有词：“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已经73岁了，活不了几天了，我哪儿也不去。”好说歹说才将父亲接到西安解放军323医院，经检查患有严重肝腹水。主管医生建议给父亲输几瓶人血白蛋白。我急忙找在医院药房工作的战友妻子帮忙，买来一瓶进口的人血白蛋白给父亲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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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从护士口中得知他输的药一瓶近400元后，铁青着脸对我吼道：“我不看病了，你把我送回去！”
我十分委屈：“带你来看病是有罪了？”
“我是要死的人了，买那么贵的药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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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执意不来西安检查治疗，为什么现在又生这么大的气，他是怕花钱，怕给儿女增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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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骗父亲说：“这是军队医院，你是军人直系亲属，看病用药是免费的，不用担心钱的事，只管好好配合医院治病。”
我还编理由吓唬他：“你不好好治病，出了问题会影响医院声誉，组织上也会处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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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劝导下，父亲这才在医院治疗了一个疗程。这次住院加上后续的治疗，成功延续了父亲18年的生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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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辈子最为骄傲的，是我当兵，因为圆了他的家国梦。他虽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在民族危难时却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日战争，他也知道部队上出息人，所以，在大哥刚满18岁时候，父亲就要送大哥参军，可因为奶奶阻拦，大哥的从军梦半途而废，孝顺且无奈的父亲为此叹息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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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我也满18岁了，当时中越边境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部队，之后又动员支持大哥，将我的两个侄子先后送到了部队。儿子、孙子当兵，让他少了儿孙绕膝的快乐，家里也少了壮劳力，年迈的老人不得不挑起屋里屋外忙碌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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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我所在部队正在紧张地准备赴老山轮战。一天午饭后，军务处参谋李进会提着行李，带着父亲来到我的宿舍。猛地见到父亲出现在面前，我非常震惊：“爹，你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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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看你，也来看看我孙女儿。”说着，父亲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进我尚未满月的女儿襁褓里，算是给孙女的见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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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父亲还没有吃饭，正在伺候月婆的母亲便到厨房做饭去了，我爱人也急忙下床从厨房拿出一只碗，倒上开水送到父亲手上：“爸，你咋找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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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得意地说：“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了”，说着指了指放在鸡蛋篮子上面的信封，又指着自己的嘴巴说：“鼻子下面有嘴呢，不知道就问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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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父亲听到我要上前线的消息，经历过战乱的父亲，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二话没说，提了一篮子鸡蛋和一包红糖就上路了。我老家离部队200多里路，父亲乘长途客车多次中转，逢人就问，才找到我在临潼的驻地。当时我刚从56师调入集团军不久，军机关几乎没有人认识我。父亲就蹲在部队的大门外，进去出来的军人他必定一一问过，幸好碰到与我一起从56师调来的李参谋，否则可能连部队大门都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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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饭，父亲说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满月的娃娃，要回家伺候。我知道侄女比我女儿大两天，母亲在临潼，父亲只能留在家里照顾侄女，便没有挽留。在家里，可能考虑母亲和媳妇在场，父亲没有说一句有关打仗的话题。在送父亲去临潼汽车站的路上，父亲才心情沉重地问起要打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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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他宽心，我说：“爹，我都大了，你就不要操心了。”
父亲急了：“看你说的，你去打仗，当爹的咋能不操心呢？”
我赶紧解释：“我在军部，不在作战一线，肯定安全。”
“毕梅轩是师长，那么大的官，中条山战役还不是被日本人抓了俘虏？”父亲用他的亲身经历强调着自己的观点。
我说：“现代战争不是你们当年拼刺刀的年代了，短兵相接的场景很少出现。”
“你们就不去一线指挥，不去一线检查吗？”
父亲内行的发问，我无言以对。
好在我们父子二人一问一答来到临潼汽车站，我要去购票，才中止了这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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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军令如山倒。军人打仗天经地义，既然上去了，就不能丢人！”
我急忙应承：“爹，你放心，我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不会给咱老毕家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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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时，父亲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情绪，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哭腔中似有命令，又似有哀求地说：“娃，我要你平安回来！”
不等我说话，眼中噙着泪花的父亲，扭头登上了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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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车子远去，我心想，父亲又要经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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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千里之外当兵，最让我痛心的是未能在父母床前尽孝，想报恩没有机会，有机会了却因条件限制不能让父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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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时候，我在青海部队任职，借道出差回家探望父母，父亲提出要我给家里盖房。我那时刚在西安买了一套安置房，手头有些紧，问能不能缓一缓。临别，父亲拦住了去路，说要跟我去青海。我以为父亲开玩笑，便笑着解释：“青海海拔那么高，年轻人都受不了，你去了咋行？”父亲拉着个脸，认真地说：“不跟你去青海，我往哪儿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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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父亲这是变着法子说盖房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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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节回乡探亲，母亲当着几位来家里串门的扶风籍老领导的面数落我：“安社也不给家里盖个像样的房子，他爹年纪这么大了，哪天人不在了，不知道往哪儿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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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话深深地剌痛了我。当天下午，我和弟弟便商定了盖房事宜。房子盖好一层时，我特意请假回去看了看。只见87岁高龄的父亲，顺着梯子爬上楼顶，一面给工人们发烟，一面喊着：“往高里盖，往高里盖！”高兴得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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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盖房，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给我提钱的事，也是我给父亲唯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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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辈子，为了支持我这个当了一辈子兵的儿子，嘴里抠，肚里省，夜里梦，白天想，操了多少心，洒了多少汗，掉了多少泪，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他冲我张口时，我竟然说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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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办得不漂亮，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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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患有轻度的痴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有一次曾经连续三天滴水未进。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用了两粒安宫牛黄丸，父亲才清醒过来。一年之后，父亲的生命再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全力抢救，父亲终于醒了，而且十分清醒，他说没事了，让我放心回部队。我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以为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父亲，便放心地回到了西安。想不到第二天便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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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觉得即便是有一千个理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而这种对至爱亲人的愧疚永远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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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殡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来了不少。他们敬重父亲的勤劳和人品。父亲在世时，认识人多，又特别热心，为近百对年轻人牵线搭桥，成婚成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带着儿女在父亲的灵前长跪不起。这让我更加坚信了那句话：一个人生前的德行，是他死后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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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当过抗日老兵的农民父亲走了，如同沙漠中的一粒细沙被风吹散，可在我的眼里，他是一座值得仰视的高山。从此，我的生活少了一个依傍，人生寻途问路少了一位导师。悲兮！痛兮！长夜难眠忆父恩，纸船明烛照天烧。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愿我能成为父亲那样被人记住的人。
2022.8.8于陕西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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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8 09: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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