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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成为我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折戟越南,决定战略收缩,冷战格局呈现“苏攻美守”的全新态势。
针对这一变化,毛主席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阵,概括而言,就是不仅要团结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各国、连同第一世界的美国也要尽力团结,这是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全新发展。
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邀约,毛主席亲自叮嘱外交部、由国乒代表团负责人出面向美方发出邀请,从此,“小球带动大球”,中美关系开始破冰。
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经济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陆续展开。1973年,中国先后同美国、日本、西德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合同,计划引进规模达到43亿美元,史称“四三方案”。那年中国GDP约为2800亿人民币,合作力度可见一斑。
截止1977年,“四三方案”实际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等重大项目,中国当时严重偏向军重工的产业结构、因此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与1978年之后的招商引资不同,1973-1977年的中外合作前提是拒绝“借钱搞建设”,对国外金融资本严防死守、一切花费靠自己,所以,这一阶段的合作是非常健康的,没有损害到“独立自主”的根基。
整个70年代,西方资本严重过剩,他们迫切希望能把银行里的美元贷给中国,举个例子:1978年谷牧访问西德,黑森州副州长表示愿向中国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州长也愿提供200亿美元,并且表态如若中方愿意、一小时内即可确定交易。
可见,从1973年中国提出“四三方案”开始,我们就具备了大规模利用外资、快速发展经济的条件,之所以没这么做,无外乎是想保住经济完全独立性。
所以,客观而言,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流从1973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已经意识到开展国际交流、发展民生经济的重要性;只是,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们希望对外开放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底线必须坚守。
此时二人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全程把握对外开放的战略节奏,继续这一伟大构想的掌舵人、正是行事稳重的华国锋。
1976年之后,华国锋不负厚望,完成外交领域的三大转折,稳步推进了毛主席的既定战略部署。
·第1个转折:走出战争恐慌,巩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毛主席向来关注民生,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最初的目标就是“抓吃穿用”,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可惜此时美苏联手压制中国发展,我们不得不做出调整,最终把计划改成了“以战备为中心”。
1969年珍宝岛战争之后,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无力顾及我国东南沿海,中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反抗“美帝苏修”已经成为过去时,“联美制苏”成为可能。
1973年,毛主席在会见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战略,所谓“一条线”,即团结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抵制苏联霸权。
1974年,毛主席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构想,所谓“一大片”,即进一步团结“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反抗苏联霸权。
“一条线”、“一大片”的本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减少中国本土的战争威胁,从而腾出手来发展经济。
华国锋上台后继续推进这一战略构想,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十一大上,华国锋指出:“只要各国人民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做好准备,进行不懈的斗争,有可能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而且一旦打起来,也将处于有利的地位。”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战略任务,这就是巩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可见,由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存在,华国锋时期的中国,战争威胁已经大为降低,我们也不再强调靠自己“备战”来抵抗苏联。
这个统一战线的存在,是我们能走出“战备经济”的前提,也是后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条件。
·第2个转折: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
由于中苏矛盾难以化解,导致中国和东欧诸国的外交关系长期停滞,在毛主席的“一大片”全新构想中,东欧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团结对象。
1977年,华国锋顶住压力邀请铁托访华,表态:“过去我们吵过架,党的关系中断了,现在要公开称同志”,率先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冰之后、其他东欧国家的合作意向纷至沓来。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先后与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当时东欧国家的科技属于苏联体系、且版本较新,与他们展开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既有工业体系的升级。
在经贸方面,在华国锋的领导和推动下,1977年中国分别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与西方国家相比,东欧经济没有“金融化”,更容易实现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合作状态非常健康。
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便利性,中国与东欧的合作非常高调,这相当于给自己打了个国际广告:“中国人终于把大门敞开,并同意接受国际贸易的原则和标准做法。”
·第3个转折:在严守底线的前提下,改善与西欧、日本、美国的关系
在华国锋的推动下,1977年十一大明确指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意味着:工作中心必然要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针对当时中国外交上的一些变化,《香港工人日报》评价说,华国锋试图重新开展周恩来时期的“笑脸攻势”,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笑脸相迎、冲淡敌意。
华国锋“笑脸攻势”的理论基础,依然是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表示,“三个世界”理论“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对象,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支持西欧国家联合反霸的努力,希望看到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1977年,中国与西欧诸国往来频繁,英国撒切尔夫人、联邦德国副总理舍根先后访华,华国锋在接待舍根时明确表达了对外开放的思想。
1978年2月4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次签订贸易协定,意味着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仅仅12天之后,《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在北京签署,两国又于同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把中日合作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在外交方面,华国锋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试图在严守底线的情况下,促进中美建交。
中美关系一直离不开台湾问题,当时,有些人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让步,1977年华国锋表明了立场:“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帮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华国锋为人低调谦和,但在底线问题上、态度却非常刚硬,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
华国锋是在毛泽东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毛主席去世时、也给他留下了“照过去方针办”的嘱托。在外交方面,华国锋贯彻了毛主席时代的外交方针,既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维护了独立自主和国家尊严。
华国锋的路线或许不是见效最快的,但却是非常稳健且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不愧是人民的“英明领袖”!
最后,请大家仔细品一品毛主席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看是不是每一句都在理: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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