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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摒弃了特朗普政府蛮横粗暴的做法,而采取“聪明竞争” (Smart Competition) 政策,即在国际上极力编织由其主导的经济联盟网络,通过强化七国集团,构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 (TTC)、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双边层面打造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产业与科技合作的战略支点国家,试图在全球形成对华经济竞争的“协同作战”态势。而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一反常态,先后通过了在基建、芯片和新能源等方面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全面助推美国产业复兴。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相反,美国却因此承受着各种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遭遇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控制力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战略目标从“短期击败中国”调整为“长期竞赢中国”,即争取用十年的时间重演当年对苏联“不战而胜”的故事。
在未来十年中美战略竞争的“决胜局”中,科技竞争是关键因素。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高度依赖其在科技方面的领先能力。强大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是美国霸权的两大关键性根基,但都仰仗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否则这两大霸权都将难以为继。
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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