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官职，包拯和欧阳修，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黄埔二期

不知诸位发现否，唐宋八大家中，倒有六位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若要深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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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宋仁宗在位时间偏长，总计四十余年，北宋的历史不过167年，他一个即占据1/4，若是掐头去尾，中间最繁华的那几年，差不多就是仁宗统治的年份。

其二，宋朝本就重文轻武，仁宗在位时，也颇礼遇知识分子，皇帝工作干得不错，国家承平，读书人自然就扎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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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八大家（至少说北宋的六大家）之所以产生，带着很无奈的成分。仁宗时期的这六个人，在政治上，难以有所建树，不易被官方承认，唯有通过学术，得到后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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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唐宋八大家”，即“韩柳欧王曾三苏”，韩愈和柳宗元，生活在前朝，暂时不做讨论。欧阳修最起码从年龄上，领先于其余五个，大概基于此考虑，他占据其中第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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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欧阳修的文笔，譬如《醉翁亭记》，他的文章字字珠玑，世人尊敬他，将其归纳入“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此外，后人特意列举出八人中的佼佼者，欧阳修、韩愈、柳宗元以及苏轼，又被称作“千古文章四大家”。

无疑，这个称谓的含金量更大，“千古文章”，早已不拘泥于唐宋，以整个中国历史为维度。

但是，若然翻开欧阳修的简历，文学家之前，还要加上政治家的头衔。

欧阳修官做得如何？恐怕并不怎么顺利，他的文章写得绮丽，人格却相当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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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年间，国家经历与西夏的战争，日趋疲敝，史书上的说法是“财用空虚，天下嗷嗷”。见此情形，在欧阳修等谏官促进之下，皇帝重用范仲淹等人，开始施行所谓“庆历新政”。

明黜陟、抑侥幸、进贤能、退不肖，等等措施，皆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可想而知，范仲淹有意无意间，动了别人的蛋糕，于是对他的讨伐之声，可以用此起彼伏形容。

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忌讳“朋党”二字，好脾气如仁宗者，其实对此也颇为疑虑。好死不死的是，支持新政的人物，甚至以能与范仲淹结党为荣耀。保守派官员对他们的攻击责难，同样也可想而知。

欧阳修见此事，洋洋洒洒写作一篇《朋党论》，君子坦荡荡，心中有所想，下笔成文章，欧阳修如此写道：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服也。

诸君观此文，一个铮铮铁骨的谏臣，一个傲然卓立的君子，跃然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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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也迎来被贬斥的命运，朝廷之内的绝大部分官员，大多缄口不言。当此之时，欧阳修站了出来，他为改革派辩护。

在与顽固派针锋相对中，他愤怒地指出，你们这些中间派，平日里默然无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唯有信念在心，方能奋不顾身，欧阳修岂不知，为失败之人说话，打领导的脸面，就等于自掘坟墓。但是为了道义，疾恶如仇的欧阳修，还是不顾一切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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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小说家金庸，写过一首颇豪迈的古词，形容侠客之义薄云天，若是用在文士欧阳修身上，竟也相得益彰。

向来痴，从此醉。水榭听香，指点群豪戏。剧饮千杯男儿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

昔时因，今日意。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虽万千人吾往矣。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

其实，除了范仲淹，欧阳修还替很多人说过话，譬如在民间几乎能封神的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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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阳修类似，包拯同样是难得一见的谏臣。

在老百姓心目中，他其实更加出名，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宋史》中以一句俚语形容包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其刚毅不屈，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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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坦率地说，与欧阳修相比，包拯其实更圆滑内敛。

小说《三侠五义》中，仁宗皇帝的亲娘李贵妃，因为儿子不孝顺，责难于仁宗，命令包拯代打皇帝。

这岂不是难为老包？包拯脸再黑，再怎么六亲不认，也不敢打皇帝呀。包公的聪明劲儿，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脱下皇帝的龙袍，有模有样地鞭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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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顾全了皇家尊严，也消解了李妃的怒气，关键的关键，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包拯的做法，一个字，绝。

诚然，这些是小说家之言，正史《宋史》中，同样记载了一个事件，单单说明其聪明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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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做天长令时，有人盗割他人牛舌，牛的主人前往上诉，包拯说道：“只管回去，杀了卖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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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时期，私自杀牛是违法的。果然，过了不久，有一个人揭发检举他私自杀牛的举动。这就是所谓贼喊捉贼，包拯二话没说，将此人逮捕归案，并且问道：“为什么先割去牛舌，后又告发人家？”

包拯的圆滑之处还在于，“庆历新政”期间包括其后，欧阳修痛心疾首、慷慨陈词；包拯则谨慎很多，在正面斗争时，他经常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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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比包拯小8岁，两人却在同一年，共赴礼部参加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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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剧情的走向，他们定然会成为朋友，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公元1056年，包拯因为举官不当被贬，欧阳修上书替他说话，皇帝采纳欧阳的意见。次年，包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代管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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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人之间，最终却相爱相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欧阳修更有学识，有口吐莲花之才；包拯严峻刚正，与皇帝争辩时，他的唾液能喷仁宗一脸。

所以，可想而知，这场争论必定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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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之一朝，三司使是个颇重要的官职，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入。

许久以来，担任此官职之人乃是张方平。张方平极聪敏，有大才，幼年家贫，他向别人借“三史”读，十天后归还，三本史书，已然烂熟于心。

张方平通晓军事，善于外交，于财政赋税更是十分精通。由他担任三司使之职，其实也颇为合适。

正所谓德不配位，张方平任职之时，却干出不光彩的事情，他利用职权便利，低价收买别人房产。

担任监察御史的包拯，发现此事，便对张方平提出弹劾，指责他失去廉耻，不宜身居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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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包拯奏报，仁宗深以为然，他下诏命令宋祁接任三司使之职。

宋祁有大才，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大部分即是宋祁负责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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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于诗词方面，宋祁亦非常擅长，他曾经作《玉楼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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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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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太过出名，宋祁又被人称作“红杏尚书”，他爱美女，好享乐，生活上颇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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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任职益州知州时，每顿饭不少于36味菜肴，而且荤菜、素菜、半荤半素各占1/3。除此外，宋祁蓄养32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每个夜晚，她的床边，必会有一个丫鬟通宵守护。

宋祁的哥哥宋庠，亦在朝堂任职，按照宋朝避亲制度，宋祁应该回避进入中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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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宋祁上任不到20天，他上书一封奏章，成功将宋祁拉下马来。

最无奈的反而是仁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许，皇帝一跺脚，干脆就让包拯担任三司使。

包拯并没有推辞，他竟然就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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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有性格，欧阳修也有脾气，他算是看明白了，感情老包指指点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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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时候，提倡名节，倡导谦让，包拯如此行事，有一说一，的确有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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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坐不住了，既然包拯能写奏章，他当然也会写，而且，欧阳修的文学水平更高。平平齐齐的奏章，他能写成古今文章的典范，前文提过的《朋党论》，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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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欧阳修洋洋洒洒写就一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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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奏章中，欧阳修还引经据典，引用了“蹊田夺牛”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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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田夺牛”出自于《左传》，意思是说，种田之人因为别人的牛践踏自己的田地，反过来竟将人家的牛抢走。

具体到这件事中，所谓的“牛”，就是指三司使之职，而“夺牛之人”想当然就是包拯了。

堂堂大宋的文官，向来讲究名节，正所谓“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利于苟随”，欧阳修衷心的希望，包拯可以“执节守义”，“以避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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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私底之下，欧阳修与张方平、宋祁关系都不错，若干年之前，欧阳修贬官滁州，写下不朽名作《醉翁亭记》，张方平作《酬欧阳舍人寄题醉翁亭诗》，与他唱和：

我本高阳徒，野性盖疏拙。

岂堪天子傍，命令裁机密。

一麾出承明，猿鸟遂超逸。

山州寂无事，气象颇萧瑟。

但欧阳修此举，从公开角度考虑，既为保全包拯的名节，更是为了保全朝廷的大体。

欧阳修文章写得厉害，转瞬之间，包拯就处于风口浪尖，他未作任何争辩，上表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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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球最终还是踢回到仁宗脚下，皇帝考虑再三，仍然坚持让包拯上任——于仁宗而言，这可能是最妥帖的选择，包拯也没再推辞，泰然出山。

第二年，仁宗任命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将张方平调至南京，任命为尚书左丞；至于宋祁，则安心地编纂《新唐书》去了。

事情似乎迎来最完美的结局，但不幸的是，包拯与欧阳修友谊的小船，从此也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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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去世之后，欧阳修主动要求替其写墓志铭，被包拯夫人董氏，断然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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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欧阳修也溘然长逝，儿子欧阳发为父亲撰写《事迹》时，也避而不记，欧阳修和包拯之间的交往关系。

由此得知，那些名垂千古的历史名人，竟然也会有小心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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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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